壹、21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危機的形成與發展

在18世紀的歐洲，特別是19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通過經濟和政治的實踐，證明它的優越性：財富爆炸式膨脹；在人口增長的同時，大眾福利水準提高。其間，雖然不能避免經濟週期的影響，包括發生了1870年代的經濟混亂，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依然維持基本穩定運行。然而，進入20世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導致了自由秩序分崩離析，人類進入一個充滿武力和暴政的時代。接踵而至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重建、冷戰，國家和政府權力不斷強化對自由經濟的干預，甚至形成了計劃經濟和集權政治結合的「社會主義陣營」，全球湧現的民族主義運動，很少有自由主義的因素。自由主義，更精確地說是古典自由主義每況愈下，然而頑強地堅守陣地。1980至1990年代，自由主義從精神到實踐，再次勃興。然而，進入21世紀，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重新陷入全面挑戰和危機，自由主義面臨完全衰敗。
第一，現代自由主義在1990年代的輝煌。如果說，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古典自由主義最後的美好時光。那麼，20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則是現代自由主義最為輝煌的十年。1990年代的自由主義輝煌基於1980年代雷根和柴契爾夫人改善自由市場經濟的努力和冷戰的結束。1990年，針對市場經濟體系缺失的轉軌國家，在美國形成了「華盛頓共識」，即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同年，分裂了41年的德國統一；1991年，蘇聯解體；1995年，旨在實現貿易自由化的WTO成立。全球化、市場化改革和私有化是1990年代的主旋律。自由主義從來沒有像在1990年代那樣的樂觀。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繼1989年提出「歷史的終結」這一命題後，於1992年出版了影響很大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宣稱已經普世化的西方民主制度將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the universalization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as the 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
第二，自由主義命運在2000年之後的逆轉。在千禧年過後十年間，三個標誌性的歷史事件導致自由主義從輝煌回歸暗淡。第一件是2001年的911事件。911事件之後，全面刺激各國政府權力擴大，對民權產生了直接和間接地負面影響。例如，美國民權自由公會（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認為，911以後出現包括沒有根據的竊聽、折磨、綁架和拘留，以及侵害學術自由等十種濫用權力的情況。 第二件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在世界性的輿論導向之下，此次世界金融危機被普遍認為是自由市場經濟失敗的證明。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明確指出，金融海嘯表明市場經濟的崩潰，意味著需要改變從凱恩斯主義到「新古典主義」的歷史倒退。 第三件是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今天世界少有的拒絕經典民主制度，堅持其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中國經濟起飛「成功」，造成民主國家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相對「衰落」的強烈反差，與七十年前的一段歷史十分相似：1932年，蘇聯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的工業產量從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這樣的格局是因為蘇聯不僅沒有遭受大蕭條的衝擊，而且成為了大蕭條的收益者。與蘇聯經濟成功相對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力隨之上升。社會主義由「空想家的美夢」，變成「發展中的事業」。當時，在世界各國，有不少人甚至思考和討論西方的社會制度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1933年，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威廉‧福斯特參加總統競選，獲得了美共有史以來的最高選票。今天，人們討論「中國模式」，如果這個模式成立，可以複製，那麼勢必意味著經典自由主義的徹底失敗。
第三，自由主義的困境。2000年以來的自由主義危機是全方位的。在經濟領域，美國和歐元區存在債務危機，國際收支失衡，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福利指數下降，創新能力削弱，大型公司不可抑制地膨脹，國家資本主義復興；在政治領域，民權自由，公民社會不斷遭遇侵蝕，政黨政治混亂，民主制度制衡體系發生解構，「治理」成效甚微；在社會領域，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社會衝突增大；在思想文化領域，主流是將治理的希望轉移到國家、政府和政治家。最重要的是，此次自由主義危機，不是僅僅發生在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且發生在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歐洲和北美地區。全球化曾經強化了自由主義的世界影響，全球化也加速了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的「退潮」，政府對市場經濟干預程度的深化和擴大，是不可抑制的世界性共同現象。
過去十餘年，在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整體性危機的背後是，有組織的少數，剝奪組織力低和政治力不強的多數。它帶來兩個潛在的危險：其一，由理性官僚統理的「新的奴隸的樊籠」或者政府。這是韋伯（Max Weber）的思想。韋伯認為，經濟的富裕和知識充足是發生這樣政府的前提，不是人類駕馭財富，而是財富駕馭人類。 其二，戰爭，甚至無限戰爭。政府如控制經濟，將使野心家有所憑藉，發動全體戰爭。 在政府萬能之意理體系下，和平決不能保持。只要「以一國之思想及政治體系凌駕別人，勢必演成衝突」。

貳、哈耶克思想的現實意義　

在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面臨今天這樣的危機面前，人民需要選擇：是屈服於政府進一步的強大，容忍自由市場的萎縮和民主制度基礎的全面動搖，還是為了避免21世紀的「奴役之路」，重建自由市場制度，限制政府的擴張？在這樣的選擇面前，作為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的哈耶克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
第一、自由主義邏輯。哈耶克繼承了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思想，以個人主義出發，強調維護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經濟自由在內的個人自由。而市場經濟和私有制是實現個人自由的基礎，因為只有通過市場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產生效率，形成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民主制度則是實現自由的保障。依據哈耶克的自由主義邏輯，只要背離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就會從根本上損害個人選擇並承擔責任這一良好社會的價值觀基礎，讓人民不再相信個體的力量，不再追求自身的完善，不再有夢想和動力。於是，社會分裂，發生「階級鬥爭」和「人群衝突」。 進而實行社會主義，走向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就是奴役主義。史達林統治時期的蘇聯是歷史上最典型的極權主義：通過強制集體化，摧毀俄國原本存在的村社自組織體系；國有化剝奪城市居民自主就業的可能性；社會「國家化」，使國家成為唯一的雇主，擁有強制個人的無限權力。托洛斯基支持唯一個雇主的理論：持不同意見即意味著慢慢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古訓，已經由一條不服從者新格言所取代了。 蘇聯1940年出版的《簡明哲學詞典》其中對「個人」的解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群眾，群眾的解放是個人解放的基本條件」。所以，還必須消滅「自由的根源」，「摧毀人出生時就稟賦著新生活開端的能力」。 支撐史達林模式的還有秘密員警、恐怖主義、死亡和「古拉格群島」。在經濟發展的尺度上，蘇聯模式實現了現代化，但是，這是 「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而不是「以人為主體的現代化」。
第二，反潮流的勇氣。自由是哈耶克的永恆理想。哈耶克發表《通往奴役之路》的1944年，儘管世界主要國家捲入世界大戰，實行戰時統治經濟，但是，1930年前後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和嚴酷的經濟蕭條的噩夢揮之不去，主張通過國家干預經濟，解決所謂「有效需求不足」的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凱恩斯主義試圖在舊式資本主義和新式社會主義之間尋求中間道路。凱恩斯個人生命不夠長，但是，凱恩斯主義卻頗為幸運。戰爭和戰後重建，都給了凱恩斯主義巨大的歷史舞臺。羅斯福「新政」受到普遍肯定。與此同時，那時的人們羡慕奉行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的蘇聯的持續經濟增長，左派知識份子歡呼集體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方興未艾。自由主義空間急劇縮小。哈耶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告訴人們：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極權制度本質是相同的。後來，從1945年至1970年代的1/4世紀，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世界順風順水，是毋庸置疑的主流。又是哈耶克，在1960年發表了《自由憲章》。遺憾的是那時的人們對於這本充滿卓識遠見的著作，沒有給予及時的肯定，更不能理解其價值。幾乎是同時，1961年初，甘迺迪發表總統就職演說，其中一句話非常著名，「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這是國家至上主義。如今回顧哈耶克敢於反潮流，逆歷史的勇氣，頗有歷史悲劇特色，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古今中外經濟學界少有的一種超越時代的英雄主義。
第三，警示。1980年代後期，凱恩斯主義風光不再，自由主義取得歷史性勝利。但是，哈耶克沒有因此而喪失他特有的歷史洞察力。1988年，哈耶克完成了他一生最後一本重要著作，即《致命的自負》。他對自己畢生所反對「極權制度」的思想加以總結，指出社會主義的謬誤來自人們「致命的自負」。而這種「致命的自負」的基礎是理性主義，以及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似乎惟有用理性加以證實的，惟有被觀察實驗所證明的，惟有能夠體驗到的，惟有能夠加以檢測的，才是值得相信的。於是，人們可以在科學知識的基礎上設計和建造一種理性的制度，例如社會主義。愛因斯坦、羅素、凱恩斯是這種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不可能參與任何沒有事先對目標充分說明的任何一項事業。「理性主義者大多數有可能既聰明又很有學識，而聰明的知識份子大都傾向於成為社會主義者」。 韋伯也有近似的分析：社會主義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西方的理性主義。不僅如此，這種理性主義會走向毫無信念的支配現實世界，增加現實魔咒世界的非理性成分。 如果哈耶克和韋伯是對的，如果承認人類頑強的理性主義傾向，那麼，根除致命的自負和虛妄幾乎不可能，社會主義的謬誤就會不斷重複。自由主義沒有一勞永逸的勝利。如今又過去了1/4世紀，哈耶克的警示得到了驗證。
第四，制度選擇。21世紀過去了十年，人類可能再次臨近一個充滿政治瘋狂的歷史路口，需要選擇。哈耶克告訴我們，制度的選擇，不可以割斷傳統，不是創造新制度，而是回歸被否定的古典自由主義道路，回歸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回歸「貨幣非國家化」，回歸不為通貨膨脹主導的價格體系，回歸法律統治下的有限政府。這種回歸，將有助於恢復經濟和社會的自組織的秩序。自組織秩序具有化解經濟和社會內在矛盾和衝突的能力。哈耶克的思想展現了連接傳統－現代－未來的可能性。
哈耶克不是「先知」，也不是「聖人」，哈耶克生前和身後，都沒有出現以哈耶克命名的主義和學派。但是，哈耶克無疑是一位不同凡響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窮盡一生，通過包括法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以及倫理在內的學科，證明國家至高無上、全能政府、理性主義的危害性，執著地探索和論證自由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如果沒有哈耶克，沒有他的深邃的理論體系，沒有他參與的與凱恩斯主義、社會主義的辯論，整個20世紀的經濟思想都會黯然失色。

三、自由市場經濟勢衰的基本原因

在過去十年間，特別是2008年以來，自由市場經濟從「復興」逆轉到危機。如果深入分析，在20世紀後半期，市場經濟全面惡化的基因始終頑強地存在，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代世界，威脅市場經濟的主要力量來自有限政府向無限政府的轉變，corporation的膨脹，以及政府和corporation的結盟。 其中，政府權力的擴大，源於「自動」、「主動」和「被動」三個機制。所謂「自動」就是政府權力自發的擴展；所謂「主動」即政治家和官僚們利用各種藉口擴張政府權力，例如，以提高社會福利的名義（此地，換一個例子不容易歧義）；所謂「被動」是指重大的內部和對外衝突，民眾賦予政府更多權力。
第一，政府的財力快速擴張。一般來說，有限政府就是政府的經濟權利有限，憲法上對其嚴格限制的程度，不亞於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法規。而政府財力主要體現在財政預算。在過去數十年中，如下基本理論試圖解釋為什麼政府預算擴張的不可阻擋：其一，瓦格納（Wagner）定律。政府預算一般以前一年度的額度為基數，以遞增的方式加計而成。當國民收入增長時，財政支出會以更大比例增長。隨著人均收入水準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將會提高，這就是財政支出的相對增長。 其二，尼斯坎南（Willem A. Niskanen）「雙重壟斷」理論。尼斯坎南提出了預算最大化官僚模型和支援模型的兩個假設：假設一，官僚們試圖最大化他們的預算；假設二，官僚機構在最大化他們的預算時大多數情況下是成功的。這是因為官僚體系在國會面前，具有兩個先天優勢：其提供的服務和產品具排他性，國會對官僚系統的成本函數不清楚，而官僚機構清楚國會需求函數，官僚體系相對於國會擁有資訊上的優勢；官僚有提案的權力，可以向國會提出take-it-or-leave-it的預算要求。所以，政府預算過於龐大而沒有效率，幾乎無法避免。 其三，政府本來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服務。但是，政府通過增加所謂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有意識地模糊市場和政府的邊界，置換市場和政府的角色，加劇民眾對社會福利計畫的幻覺。其四，政府可以發行債券。其五，政府可以實施財政赤字。
第二，政府貨幣發行權和鑄幣稅。政府操縱貨幣是最主要的危險，導致貨幣價值波動和貨幣經濟體系紊亂。1971年，尼克森宣佈切斷美元和黃金的直接關係，戰後經布林頓森林會議建立的貨幣體系完結，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成為了完全的「fiat currency（法定通貨，不兌現紙幣）」。從此以後，“pure” fiat money system控制了世界的經濟活動。fiat money system最重要的特徵是與其不可分割的「鑄幣稅」（seigniorage）。「鑄幣稅」為政府帶來了源源不斷的高於貨幣本身價值的財富。在fiat money system下，世界貨幣體系進入了波動和不穩定的時代。伴隨信用貨幣制度的發展，政府對中央銀行的控制權也不斷加強，中央銀行的官僚化和「政府化」，於是，不是市場，而是政府，或者已經喪失獨立權利的中央銀行決定貨幣供給量，利息市場化的時代隨之結束。本來作為市場經濟組成部分的貨幣「異化」成為政府有效干預市場的最重要的手段。政府可以隨心所欲的增加和減少貨幣供給量，提高或者降低利息率，以影響所謂的宏觀經濟。所以，自1970年代，通貨膨脹成為了經濟生活的常態，且是政府一種新的和隱蔽的「稅收」形態。
第三，政府「聯盟」的出現。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普遍化，不僅發生在新興國家，而且發生在具有資本主義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家。各國政府之間形成了沒有文字的「政府聯盟」，政府對市場干預呈現國際化。每年的各類政府首腦的經濟高峰會議，就是這種聯盟的運行方式。在今天，世界已經不存在完全獨立的貨幣政策。深入分析，國家與國家之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差異的影響，以及「地緣政治」的作用都在降低，相比較利益衝突，共同利益在強化，各國政府和政治家之間正在形成一種看不見的利益關係，走向「趨同」。
第四，corporation的膨脹。根據corporation法：corporation的力量來源於其具有「自然人」的性質（corporation’s power comes through in its personalities）當corporation無限擴大，科斯的產權理論就失去了「私有制偏好」基礎，交易成本就會喪失約束。早在1970年代，corporation 膨脹已經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徵，那時，人們注意最多的還是corporation的一種形態，即跨國公司。但是，伴隨全球化，corporation和跨國公司的界限基本消失，幾乎是同一語，corporation globally，corporation之間形成巨大的和複雜的網路，其力量膨脹，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樣不可遏止，擠壓個體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改變著自由市場經濟秩序。人類除了面對傳統的state和nation，還要面對的是corporation nation。 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人正在逐漸都被擁有、被操縱，為了利潤被剝削（“For in a world where anything or anyone can be owned, manipulated, and exploited for profit,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will eventually be”）。 可以肯定，在當今世界，corporation已經是一種具有統治地位的機構，幾乎沒有什麼人，甚至那些被認為的公共領地，也難以擺脫corporation的滲透和侵入。
第五，政府和corporation的結盟。一方面，corporation 可以控制政府。人民沒有辦法通過選舉和選票影響和改變corporations的組織和運行；另一方面，政府甘願演變為corporation的代理人。在美國，政府的經濟救助花費巨額資金幫助大銀行、大汽車企業「脫困」，而在幫助中小企業增加就業方面卻成效不彰，人民在大政府和大商業之間，更反感的是大商業。2011年，日本因為海嘯災難導致了福島核電站事故，由此暴露了一個「原子能村」。這個「原子能村」源於核電設備商、國家電力企業的行政監管部門，以及主要分佈在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以及文部科學省的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等部門的核工業、核子物理等領域的專家學者。這原本是一套各負其責、互有牽制的體系，但是，實際上卻淪為一個盤根錯節、利益均沾的官、學、商的利益集團。其中，政府系統的墮落是關鍵。在亞太地區，政府的金融角色不是削弱，而是加強，許多亞洲國家都建立了主權財富基金。政府與商界之間的親密關係正在全面復辟，力求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促進自身的大型工業基礎設備出口。在日本，原本私有化的郵政服務將再度收歸國有；瀕臨破產的日本航空公司最終在政府的財政救助下起死回生。在韓國，政府成立了一個新形式的基金支持建造行業的出口。
第六，國家資本主義全面崛起。在歐佩克（OPEC）成立之前，一家國際性石油公司來到一個國家、畫地為牢，就能賺很多錢。而在歐佩克成立後，國有化出現了，石油公司不能再按照過去的模式經營了。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列寧的「制高點」理論，捲土重來。2010年5月，政治風險專家Ian Bremmer在他的著作《自由市場的終結：誰將在政府與企業的戰爭中勝出》（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中提出：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經濟的主要區別在於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因素，後者是對全球市場經濟的最大威脅。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職能是執行合約、限制道德風險（比如貪婪）以及創造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而在國家資本主義中，政府如果被迫在保護個人權利、提高生產力和政治目標中做選擇的話，國家資本主義將永遠選擇後者。國家資本主義的特徵是，政府既當裁判又是運動員。國家資本主義的首要國家是作為領導者的中國。俄國作為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也可以加入該行列。第二類型主要是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包括安哥拉、伊朗、科威特、馬來西亞、尼日利亞、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和委內瑞拉。第三類型包括從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獲益、已經部分轉型到市場經濟的國家，包括巴西、埃及、印度、印尼、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
總之，政府企業化和企業政府化正在成勢，由此正在徹底改變市場的自組織的傳統結構和機制。人們一度寄以希望的調和市場、企業和政府關係治理（governance），沒有成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人們對它有不同的解讀：西方主要國家政府，例如美國政府將其歸因於金融界，特別是華爾街的貪婪；而商業銀行認為是政府長期不適當干預的結果；中國則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所致。它標誌民主制度的衰落。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世界主要國家（G20），特別是中國，試圖誇大此次危機的嚴重性，甚至超過1930年代的大蕭條。其實，2008年危機，主要是政府責任，政府不僅多年來成為了投資銀行的代理人，而且實行不正確的貨幣政策，是政府破壞自由市場經濟結果。這種爭論，在解釋1930年代的大蕭條問題上，曾經發生過。奧地利學派認為：大蕭條很大程度是由於政府錯誤干預經濟所致，例如貿易保護主義。經濟長波週期理論、市場發生問題，甚至失調，絕不是政府干預的理由。滯脹就是政府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的後果。遺憾的是，人們誤以為此次危機是市場失靈所致，為了避免人們福利遭到進一步傷害，支持政府擴大對市場的干預。所以，2008年之後，全球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制度的支持率呈下降趨勢。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給各國政府以進一步強勢干預市場經濟的機會，各個國家政府實現了更「合法」地干預市場經濟的「自動」、「主動」和「被動 」的集合。

肆、民主制度基礎是如何遭到侵蝕的？

斯賓諾莎（Benedict Spinoza）是在人類思想史，特別是政治哲學上不可逾越的巨人。斯賓諾莎承認國家的必要性，但是，不信任它。他認為：國家的最終目的並非統治人，也不是用恐怖來約束人。國家的目的實際上應該謀求自由。國家的作用是促進發展，而發展取決於自由。國家對思想控制的越少，公民和國家雙方獲得的利益就越大。 歷史已經一再證明：一個有限政府是一個民主政府的前提，而一個民主政府必須是一個有限政府。如果政府不受限制，沒有法治制衡，侵犯各個獨立的和自由的領域，那就是極權主義的政府。
第一，自由市場經濟需要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而代議制度，人民選舉政府，所有人在法治下平等，可以實現這個目標。代議制度的合法性不在於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大多數人依然會犯錯誤，甚至發生多數人的專政。代議制度的合法性在於，當社會對政府發生信任危機，當人們需要改變，可以通過選舉方式，而不是暴力、內戰。不僅如此，代議制度可以有效地緩衝國家的控制衝動，化解政府信任危機。在代議制度下，民主制度能將絕大多數人培養成理性的公民，因為民眾知道，非理性行為會破壞以理性程式來規範的民主政治制度。所以，哈耶克認為，民主並非是一種終極價值，確是限制政府的最好選擇，其原因有三：人們會主動關心公共事物，增進公眾對政治問題的意識和理解；許多人可以成為被選拔作為管理公共事物的物件；大多數公民來決定政治領袖的變動，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治領袖交接。
第二，民主制度本身是可以走向反面的。哈耶克指出若干原因：其一，民主機構擁有無限權力，且不正當地行使這些權力；其二，如果民主政府不受制於法律；其三，各個利益集團的爭鬥、妥協和遷就；第四，少數利益集團支配民主政體的政策。當然，哈耶克也指出，事態的如此發展並不是民主制度的一種必然結果，而只是那種被人們逐漸與民主制度混為一談的「無限民主」或特定的無限政府的一種後果。人們在君主立憲的進化過程中所確立的限制至上權力的各種措施，在代議政府建立以後，卻逐漸被一點一點地否棄了。根據韋伯思想，在早期資本主義向後期資本主義過渡中，經濟和社會不可避免地「徹底國家化」，進而開始自行摧毀如自由市場、企業經營自由及就業市場自由等前提。 1975年，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民主的危機》出版。 在這本書中，亨廷頓歸納了民主危機的主要表現：民主對權威的挑戰；公眾信心與信賴的衰落；政黨體制的衰敗；政府與反對黨之間的權力平衡轉移。全球化之後的21世紀，民主制度的危機程度加深，民主制度的基礎發生動搖。
第三，當下民主制度動搖的主要標誌。其一，狹義的個人Civil自由權利和政治權利，廣義的人權，遭到普遍侵犯。2001年的9/11事件，加劇了政府，甚至政府的某些部門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全面侵入（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壓制保障民主運行的個人偏好。納稅人納稅用於控制普遍的個人自由，導致人民爭取自由成本大幅度的提高。其二，世界性的中產階級萎縮。在傳統的代議制社會，因為社會的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社會偏好自然向中產階級的意願靠攏。於是，多數規則會發揮其作用，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如果中產階級居於社會的多數地位，整個社會難以發生極端的選擇，會呈現政治穩定，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理性化。在政治學中，有一個所謂的中間投票人定理：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家，要想獲得多數選票，贏得選舉的勝利，其競選方案與綱領需要符合中間投票人的意願。 但是，由於中產階級的人數和品質下降，社會結構改變，民主政治正在喪失穩定的基礎。其三，社會分裂。個人理性不能轉化為集體理性，碎片化，沒有集合的機制。而社會分裂的根源是市場經濟遭到破壞。其四，政黨官僚化，個人利益壓倒政黨原本的世界觀，理想主義淡化，政黨政治個人化和腐敗。其五，媒體普遍喪失獨立性，遭到政府和corporation的控制。例如，美國政府可用不同方法影響相當數量的媒體及其內容： Time Warner is the largest media conglomerate in the world, with holdings including: CNN, the CW (a joint venture with CBS), HBO, Cinemax, Cartoon Network, TBS, TNT, America Online, MapQuest, Moviefone, Warner Bros. Pictures, Castle Rock and New Line Cinema, and more than 150 magazines including Time, Sports Illustrated, Fortune, Marie Claire and People。其六，時代性的和世界性的公共知識份子嚴重缺失，批判精神普遍喪失。
第四，民主制度國家對極權和專制國家的縱容。在1930年代，西方民主國家不乏有識之士認清希特勒納粹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反人類性質，但是，在國家政策方面卻採取「綏靖主義」，為此，歷史付出重大代價。如今，問題更為嚴重，民主國家的政府和為數可觀的政治家，因為利益關係交叉，對極權和專制國家不僅縱容，而且媚俗。
第五，1951年，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Arrow)在《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如果眾多的社會成員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會又有多種備選方案，那麼在民主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人都滿意的結果。由此，很多人認為民主制度不僅低效率，而且難以為繼。其實，阿羅不可能定理不是反對，而是為自由民主制度辯護的。

伍、中國模式：21世紀的新型國家（官僚）資本主義

中國具有中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直至1920年代末，原本是距離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距離最近的經濟體。例如，南京民國政府在1933年實現「廢兩改元」，國家才得以統一貨幣制度。中國發行信用貨幣已經是到了1935年。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國曾經是可以滿足絕大多數消極自由，為精英提供積極自由機會的國度。1949年至1978年，中國曾經實現公有制、計畫體制和封閉經濟體系。其間，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不僅被摧毀，而且被連根拔掉。在極權制度之下，一方面剝奪了每個人消極自由的一切可能性，另一方面，卻給大眾所謂積極自由機會的虛偽幻覺。自1980年代，中國開始經濟改革和開放，當時的決策集團企望在中國重建市場經濟。人們也報以同樣的期許──中國會實現向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轉型。中國的改革過程，也一度加劇了這種幻覺。但是，三十年之後，事與願違，中國不是逼近，甚至不是若即若離，而是不斷遠離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近年來，中國和世界都在討論「中國模式」（China Pattern）。 但是，分歧巨大，其焦点並不是「有」還是「没有」「中國模式」，而是如何評判中國的現行經濟制度。
第一，中國距離市場經濟基本標準甚遠。2001年12月11日，恰恰在9/11之後的第三個月，中國成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若干年之後，中國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五個對世界經濟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經濟體」，位於美國和歐元區之後、日本和英國之前。中國一反過去抵制「自由貿易」的立場，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支持自由貿易的國家力量。同時，中國一直努力爭取世界各國認可其完全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在這一努力背後，包括有兩大動力：希望「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制度得到世界認可，同時免受只針對非市場經濟體的貿易補償方法。前者出於心理因素，後者處於實際考慮。但是，直到2010年，歐元區主要國家，美國和日本仍然認為中國沒有達到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標準。2004年，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教授訪問武漢大學，在回答記者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是市場經濟問題時，明確指出：目前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比美國、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要大得多。也許中國政府做的已經過多了。中國經濟的市場特徵還很弱，如果按照美國人的觀點來看，它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它只能是在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裡面有一些市場經濟的特性而已。中國政府對本地經濟的控制力要比美國大得多。 國家壟斷各類資源，特別是金融資源。國家是金融所有者和經營者，法院和市場監管機構就無法獨立，從根本上削弱了法律的功能；與權力有關係的個人和企業可以得到特權；政府負債最後由國家來承擔，國家所依據的主要是貨幣發行；國家壟斷金融使銀行等機構遍及全國，導致銀行控制的金融資源規模最大化，金融交易中的民間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國家控制的銀行擁有大量存款，金融當局擁有制定存貸利率、選擇貸款目標等權利，採用「金融壓迫」政策（Financial Repression）。金融當局將存貸利率保持在較低水準，為目標產業與企業長期提供成本低廉的融資服務，主要是支援國有企業發展。近年來，國家主權基金創造了絕對權力。在中國，稅收來源於所得稅、財產稅和流轉稅。但是，由於財產屬於公有、國家和政府，納稅人當然就是政府。國家為了政府運作所需，向社會徵稅，主要納稅人居然是「國家」，似乎荒唐，卻是現實。既然納稅人和用稅人都是政府，政府自然無法抑制本身。
第二，中國政府是當代世界最有財力的政府。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政府的稅收增長幅度持續高於GDP的增長幅度，政府在國民儲蓄中的比重同步增長。中國政府儲蓄占GDP的比重，不僅高於發達國家，而且高於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政府的國家預算內財政收入，加上國有企業當年未分配利潤，以及各級政府土地出讓收入，政府可支配財力近乎GDP的30%作用。如此情況，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極為罕見。
第三，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中國的地方政府兼具「發展型政府」（development state）和「掠奪型政府」（predatory state）的雙重特徵，集中表現為地方政府的「公司化」。 公司化的政府以追求經濟增長，特別是財政收入為最高動力，GDP是成為了公司化政府的營業額，財政收入是利潤。公司化政府，對招商引資、土地徵用等經濟活動，有強烈的介入衝動，而對於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卻缺乏動力。進一步，政府的公司化，不可避免地導致官商的「權利和金錢」交換，「代理主義」（clientelism）發生變異，不再是政府官員通過給與選民物質利益換得選票，而是政府官員通過為商人提供方便換得物質利益。
第四，中國沒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國國有企業對生產要素的高度壟斷，主導國家資本主義進程，在某些行業，例如能源，通信和鐵路，不僅具有壟斷性質，而且形成了若干具有「龍頭老大」的「寡頭」。中國從來沒有發生「國進民退」，因為，根本沒有過「民進國退」。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案例：這個公司在過去幾年內，徹底改變了原本的「廠網分離，主輔分離，輪配分離」的反壟斷的政策，成為電力工業的「寡頭」企業，2008年的總資產是164,262億元，職工153.7萬人。2009年，在《財富》500強排名是第15位。2010年，位列第8。
第五，中國的黨－國家－政府的整體制度官僚化。至今，中國並未真正告別集體主義傳統，沒有建立權力制衡的意願，保持著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極權主義的某些傳統。經過過去三十年改革的中國，黨－國家－政府制度一體化迅速成熟，而且完成了整體官僚化的轉型。不僅如此，這種黨－國家－政府制度的整體官僚化體制，通過畸形的資本主義和市場體系得以放大。如今，中國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幾率微乎其微。不僅如此，按照韋伯的看法：官僚制一旦建立，其客觀上不可或缺性加上它特有的「非人格性」，使得它「很容易為任何人服務，只要此人知道如何來駕馭它」。 這種情況比毛時代還值得警惕，因為，毛時代如同封建制度，強迫個人忠誠，如今，這樣的限制不復存在，徹底地「非人格化」，不可避免發生官僚制的膨脹和凝固化。
第六，中國沒有主體性社會，社會的自組織、自治和自律的功能繼續流失。在中國，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發育緩慢，甚至停滯，至今沒有形成現代社會結構。其原因是：其一，政府權力持續擴大，政治和行政權利無所不在。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資源，設立管制社會事務的新部門、新機構，壓縮社會的自組織的空間。中國的民間組織，少有真正的自主和自治；其二，高速「城市化」和「滅村」運動，導致中國處於新社區尚未穩定，農村和鄉鎮的傳統社區不可抗拒的「消失」時期，已經非常弱化的社區「自組織」功能，基本喪失。其三，中國的所謂「私有經濟」，普遍需要依附於政府和國有企業。中國中產階級從形成之時，就是中國黨國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很難成為推動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化的力量。
2008年以來，中國自己提出了「中國模式」。其實，中國模式可以概括為「強權力，弱市場、無社會結合」三個基本特徵。 這個模式的基礎是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是既有的發展模式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又一次演繹。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顯現的更為有力量。因為，政府控制了國內經濟活動的所有層面，加之政治制度的支持，具有很強的決策能力。中國的幾億低廉勞動力，幾乎是只生產不消費的社會群體。政府通過出口獲得外匯，再借給美國等到發達國家，變成外國國債，相當於把中國老百姓創造的財富再借給外國人。之後，這些國家用從中國借的債來買中國的商品。
在「中國模式」背後，是人口過多，資源匱乏。中國持續的經濟和社會財富高速增長，不僅會遇到中國自身資源的限制，而且會加劇世界資源短缺。所以，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與西方國家和俄國比較，顯現得更為嚴重。如果說，西方爭奪全球資源是為了保持較高生活水準，那麼中國爭奪全球資源則是為了基本生存。

陸、拯救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

回顧自由主義歷史，面對日益惡化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悲觀主義不可避免。韋伯是一位對自由主義持悲觀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韋伯一方面認為，確有可能出現絕對的官僚支配制度，但是，不可以讓這種情況發生；另一方面，雖然完全的民主制度應該存在，但是，卻難以實現。所以，人們必須出選擇即使很不徹底民主制度，為此，不可以容忍無限政府和官僚制度的擴張。與韋伯時代比較，21世界問題更為嚴重。奴役制度徹底取代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在加強，而不是減弱。這個世界發展方向已經演變為不是「好」的或者「壞」的，而是哪種「壞」的：是政府控制和取代自由市場，還是公司控制和取代政府（Government takeover of the free market or, or Corporate takeover of government）？所以，為了每個個體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需要參與拯救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哈耶克從來沒有放棄對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的信心。根據哈耶克的思想和人類進步的實踐，如下的努力將有助於拯救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
第一，界定有限政府。一方面，政府必須承擔實施法律和抵禦外敵的職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須提供市場無法提供或無法充分提供的服務。就政府提供服務而言，絕不能使用強制力。當政府承擔服務職能時，人們不能賦予政府在抵禦外敵時所被賦予的同樣權威。2010年4月22日，在比利時，荷蘭語政黨與法語政黨圍繞首都布魯塞爾大區行政區劃問題的談判破裂，荷語開放自由黨宣佈退出比利時執政聯盟，首相萊特姆向國王阿爾貝二世遞交辭呈。至2011年4月22日，荷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將滿一年，成為全球「無政府」狀態持續最久的國家，並被列入金氏世界紀錄。對於自由主義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證明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且具有深厚民主制度傳統的國家，即使沒有政治家控制的政府，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依然可以照常進行。
第二，建立「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真正的個人主義堅信那些由小型社區、人群和家庭成員的共同努力所形成的價值，堅信地方自治以及各種自發自願的結合體，並認為個人主義正是通過這些形式得以實現自身。
第三，全面興起的「非政府組織（NGO）」，或者「非贏利組織（NPO）」的潛力不可低估。因為，這類組織是以自然法人構成，其運行與政府沒有關係，且沒有贏利行為的組織。目前，國際性的NGO已達到4萬以上，至於國家性的數量更為巨大。 NGO或者NPO對民主制度有著積極作用，包括加強政治參與，幫助政治精英實現公眾的「理性化」，推動民主體系的長期穩定，協助創建和發展公民社會和民主國家。
第四，“IT”革命為人類提供了21世紀「自組織」的基礎結構。2004年，年僅20歲的馬克‧紮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創建了Facebook，徹底改變了互聯網時代全球社交聯繫方式。從此，互聯網技術向每個個體身份回歸。「如果Facebook用戶選擇建立一個國家，那麼它擁有全球1/12的人口，僅次於中國與印度。每天，全球5.5億用戶操著75種不同的語言在Facebook上流覽、評價、分享，全球用戶每月耗費在這個社交網站上的時間高達7000億分鐘」。 自然，馬克紮克伯格被譽為「人類2.0時代」的造物主。在Facebook創建前後，還有Friendster (2002), MySpace(2003), Linkedln (2003), Mix(2004)等社交聯網出現。社交網站的理念包含著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觀念。值得提及的還有Twitter，及其他「微博」對人類「自組織」的貢獻。人的要素，在社交網路架構之下，個人空間得到了充分的釋放和放大。當然，以今天國家的強大，存在著國家對社交網路滲透甚至利用的危險。

柒、自由主義在中國

中國畢竟沒有經歷歐洲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古典自由主義在中國沒有機會生根和發育。進入20世紀，現代自由主義進入中國，沒有和本土的傳統自由主義相結合，而是從反傳統開始，故受到保守主義的抵制；同時，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傳播，也視現代自由主義為「異端」。所以，自由主義始終受到兩面夾攻。在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思想，可以像自由主義那樣被誤解和曲解。
第一，中國自由主義傳統薄弱。中國在幾乎沒有明白亞當斯密的時候，就跳躍式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知識份子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主流是肯定國家資本，國家主義，進而社會主義；誤讀俾斯麥，日本明治維新，以及史達林，於是德國、日本和俄國成為中國的「model」。那時的自由主義代表少有深度。例如，作為自由主義象徵的胡適，雖有對自由主義的真知灼見，但是其受社會主義影響明顯。「因為胡適的思想來源於杜威的實驗主義，而杜威在美國基本上被看成一個准社會主義者」，胡適內心對蘇聯的經濟模式是非常崇拜的。 被譽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的張君勱，不贊同共產主義，卻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中國學者尖銳指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活躍中國政治舞臺的曾琦，反對共產主義，卻主張國家主義。儲安平的思想來自於英國的拉斯基，拉斯基也是社會主義者。在翁文灝和錢昌照主持下的資源委員會，將民國初年私人資本創辦的眾多私有工業、礦業企業國有化。1949年以前的中國，儘管基本具有自由民主的大環境，但是，自由主義根基膚淺，缺少近代自由主義和保護人權的法律意識，所以，在1949年之後的短短幾年，基本被摧毀。
第二，台灣的自由主義的傳播和成長。1949年之后，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熄滅，其火種在台灣燃起。在台灣的自由主義的群體中，周德偉先生具有獨特的和重要的歷史貢獻。一方面，周德偉先生不遺餘力地繼續倡導自由主義，為自由經濟「正名」，告訴人們：「主張自由經濟並非反對一切政府干涉，只反對政府直接干涉經濟事業而已」。 並努力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融會貫通。1953年，在周德偉的建議下，殷海光將《通往奴役之路》譯出，在當時台灣最著名的自由主義陣地《自由中國》雜誌連載。該書無疑對台灣尋求建構適合台灣的自由社會秩序發生影響。另一方面，周德偉先生最早試圖運用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影響台灣的國民經濟運行。 周德偉先生認識到：建立出口導向型經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而出口導向型經濟必須依賴經濟自由化，核心問題是如何實現新台幣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那時，中國大陸採取了廉價傾銷政策，奪取台灣已有的國際市場。政府為了鼓勵出口，採取了出口退稅、低息貸款，配給廉價原料，但是效果有限。這是因為，政府管制下新臺幣匯率，嚴重高估，外匯（主要是美元）價格低落，加之政府管制下的銀行利率低於市場利率，企業和個人必然用廉價的銀行貸款進行外匯投機。結果是出口成本加大，進口不可抑制，國際收支惡化，擴大財政赤字，政府增加財政性貨幣發行，導致通貨膨脹。所以，唯一的選擇是建立單一市場匯率，台幣貶值，掛牌匯率提高，減少外匯需求，導致市場匯率回落到合理範圍，市場利息降落，生產成本減少，實現擴大出口。 周德偉先生還富有預見地量化了符合當時實際的新臺幣匯率。 在最初幾年，周德偉先生的意見並沒有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理解和認同。到1958年，周德偉關於匯率和利率市場化的政策建議被政府採用。之後，台灣經濟自由化開始啟動。當年《自由中國》對台灣管制經濟的批判，其實是台灣經濟自由化運動的組成部分。在這個「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夏道平先生是台灣自由經濟的傳道者，蔣碩傑先生也是不可多得的推手。比較台灣和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過程，不難發現：在中國大陸，私有制基礎和市場經濟遭遇徹底摧毀，在台灣得以保留；在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發生過「經濟自由化運動」，在台灣，「經濟自由化運動」是「台灣經驗」的組成部分。 由於自由主義台灣被廣泛認知，自由經濟成長，奠定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歷史前提。在這方面，台灣比較香港、韓國、新加坡的經濟「起飛」過程，其歷史經驗要豐富和精彩得多。
1973年，周德偉翻譯的哈耶克的《自由的憲章》問世，其實是自由主義思想在中文世界的大事。周德偉稱周德偉譯著是「達旨」，為了避免人們對「主義」的先入為主的意識，用中文的「自由立茲」表達英文的「liberalism」，實在值得後人思索。
第三，中國大陸自由主義一度「全軍覆沒」。大陸在1949年以前，因為周德偉先生，哈耶克的思想和文字得以在中文世界傳播，結束了哈耶克長期不為中國學者所知的狀況。但是，自1949年以後的近十年時間，再沒有人介紹和研究哈耶克的記錄。直到1959年和1962年，滕維藻和朱宗風分別翻譯出版了哈耶克的《物價與生產》（上海人民）和《通往奴役之路》（商務印書館）。兩本書都是作為「內部讀物」，印數少，只限於高級官員、高級知識份子範圍。加上當時的時代背景，幾乎沒有形成任何影響。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中國的自由知識份子不復存在，自然也沒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空間。所以，中國在1950、1960、1970年代，共產黨不可能容忍《自由中國》的出現，沒有可能產生大陸的周德偉、殷海光、夏道平，沒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傳道者，更談不上殉道者。
第四，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局限」。1980年代初期，自由主義抬頭，一度長足發展，但是，很快遭遇打擊。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後演變為「文化大革命」後一場大規模「左」傾運動。這次運動因為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聯手抵制，表面上未能繼續，卻釀下了胡耀邦1987年被迫辭職，1989年趙紫陽下臺，遭受長期軟禁的「種子」。1989年，中國的自由主義所受的打擊是毀滅性的。遺憾的是：自19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和政治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構成官僚、教授、律師、傳媒人士的主體，「精英聯盟」的組成部分，維護現行制度。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熱衷於為政府和大公司出謀劃策，政府如何干預經濟；在媒體向公眾就短期經濟熱點問題發言，缺乏獨立立場，忽視，至少是沒能，就重大問題對社會產生足夠的影響力，比如可持續經濟發展、財富分配、制度轉型，以至於，中國經濟愈發背離自由經濟的財富生產和資源配置原則。通過他們，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凱恩斯主義，已經在中國深深紮根。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有了對哈耶克的系統介紹和解讀，不乏研究哈耶克的學者。哈耶克生前是不可能預見到他的名字和思想會在中國獲得那樣的「普及」。但是，哈耶克思想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實際，卻沒有發揮實質性的作用。中國似乎已經是一個經濟學大國，却很可能會重複德國在20世紀初的歷史，不存在真正的經濟學，尤其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國一些自我宣稱，或者被認為代表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其實代表的是國家資本主義，且是既得利益者，迴避甚至否定民主政治制度。因為他們的虛偽「自由主義」，剝奪了真正自由經濟主張的空間。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歷史現象。
第五，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前景。目前，自由主義，特別是和自由主義相關的「普世價值」正受到過去三十年從來未有的批判，形成了不是「運動」的「運動」，湧現了若干類似姚文元式的人物。 2011年，有一篇代表性文章，稱因為中國自由派不懂中國歷史，將陷入「百年邊緣」。 自由主義不是意識形態，用意識形態對待自由主義是少有的不公正。中國的所謂「左」派，誤以為中國的假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將中國的「權力病」判決成「市場病」，假李逵當作真李逵，因而反對自由市場經濟；中國的民族主義，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卻沒有參透中國經濟和西方經濟在背離自由市場經濟原則方面的一致性。最近，有一篇題為＜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分析：四大思潮逐鹿中原＞的文章，樂觀地認為：「中國的未來必將屬於自由主義。不僅世界潮流如此，國人的選擇只能如此」。 如果實事求是，在中國，糾正民眾對自由主義的偏見，推動自由主義和中國傳統的結合，重建中國社會的自組織機制，實現自由主義中國的生根發芽，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此外，當前世界政治和經濟大環境不利於自由主義，民眾顯現出「左轉」意願。這種情況的改變，還要依賴世界經濟的整體復甦，就業擴大，也需要時間。可以肯定的是：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國新生代，沒有經歷過「集體主義」的束縛，具有難以估量的自由自主要求，強烈的多元主義傾向，伴隨他們成為社會中堅，他們會接受自由主義，實踐自由主義。











朱嘉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博士，現任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1980年代參與中國經濟改革，1989年6月出走美國，離開前擔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所副所長，85-89年間同時主編中國在80年代唯一的非政府經濟學術刊物《中青年經濟論壇》。自1970年代後期，大約發表了300篇關於中國經濟的文章，主要著作有：《朱嘉明文選（3卷）》、《中國大陸工業企業》、《中國大陸鄉鎮企業》、《論非均衡增長》、《國民經濟結構淺說》及《現實與選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