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建構自身與國家的關係的幾個階段
我與我的同代知識人都曾經歷過相同的黑暗，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那充滿理想主義期盼的改革年代，也曾經歷過相同的困擾。直到90年代末期，大家也還在為一個相同的目標即中國的民主化努力，真正的分歧其實開始于本世紀初。有的人還繼續保持著為中國民主化努力的信念，有的卻已經走到與民主對立的一極，成為專制的捍衛者了。
如果要為知識份子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梳理一個大的脈絡出來，大致可以這樣概括：
1970 年代末期，可以說是中國知識份子建構社會角色合法性的開端。這段時期中共執政集團作出前所未有的接納知識份子的開放姿態，鄧小平拋棄了毛澤東的“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的說法，承認“知識份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把知識份子的社會等級提高到與工人同等了。知識份子很感謝，郭沫若寫了篇“科學的春天”表示自己的激動與感恩。這一時期，以作家、記者為主體，寫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對“文革”進行反思，這些作品因之得了個特殊的名稱，傷痕文學。這段時期的典型文學形象是“愛國知識份子”，其特點除了刻苦勤勉和專業成就之外，還要強調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歷經磨難的忍辱負重，最終被國家政治承認接納而感恩戴德。這種知識份子形象確定了知識份子與党國一體的政治權力之間的從屬關係。
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知識份子與國家政治權力結盟，體制內外形成合力，共同推進改革，甚至短暫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話題。這段時期活躍於中國政治經濟舞臺之上的知識份子以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研究群為主體。在朝在野均十分活躍，在朝有發展研究所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主的群體倡言改革；在野則有以編著走向未來叢書、面向世界叢書等人文知識份子策應。中國的知識份子介入政治的地位之變化從名稱的變化可見一斑，在毛澤東時期謂之秀才，意即腦袋必須從屬於毛澤東，這些秀才不管有什麼經天緯地之才，也只是筆桿子；上世紀 80年代第一次出現了智囊這一稱呼，表示參與決策的知識份子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並建言了。在媒體也有一群知識份子比較活躍，如《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讀書》、《文匯週報》、《書林》等，即使是官方的《光明日報》那時也很有看頭。
這是中共建政以後，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群體，嘗試用本身專業知識與社會經驗參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等公共事務，並影響政府決策。這一階段的知識份子無論是體制內的還是體制外的，都希望與黨內改革派合作，通過黨內改革派踐行自己的一些主張，因之其命運不可避免地必然與黨內改革派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六四”之後，不少人被迫辭國，在國內的也歷經磨難，不能再介入國內公共事務。近兩年稍有放鬆，但其言論已很難產生大的影響力。
到1990 年代中後期，中國經濟改革加速進行，社會形勢發生很大變化，知識份子內部開始出現嚴重的利益分化。部分知識份子敏銳地觀察到這種變化，嘗試對改革過程中的權力市場化與權貴私有化進行批判。這一輪的特點是發言者不再直接觸及政治改革等話題，也不再寄希望於黨內改革派，而是將公共利益，比如國家資源分配中的不平等、權力腐敗產生的惡劣影響、收入分配、農村問題、貧富差距及權力對市場秩序所起的嚴重腐蝕作用等，作為重新構建知識份子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話語基礎。拙作《現代化的陷阱》算是這方面的開路之作。此後，中國的政治腐敗及民生等課題成為媒體與研究的重心，前者受到的限制較多。有了我這個例子，中共從此禁止在談腐敗時出現“制度性腐敗”字眼。但民生等問題討論空間較大。必須指出，這一時期，批判意識僅存在于少部分知識份子當中，知識份子的主體明顯地形成對體制的強烈歸附，但社會公眾還只是對知識群體中風頭最健、話語權最強勢的經濟學者群體不滿，因為這個群體公開鼓吹腐敗有理、是改革必須要付的成本與代價。因此這個群體被看成是為權貴群體剝奪人民的吹鼓手與辯護者，網路上經常出現對經濟學家的批判。
今天主要討論21世紀零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分化與困境。
二、利益格局嚴重分化下的知識份子分化
21世紀零年代是一個叢林法則盛行、贏者通吃的年代；這十餘年，貧富分化的利益格局已成定局，改革共識日益破裂。經濟上已經出現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的狀況，貧富差距已成難以逾越的鴻溝。隨著就業日益艱難，社會上升管道嚴重梗阻，政府對民眾的生存權肆無忌憚地剝奪。我曾用這樣一段話來概括這段時期伯中國政治狀況：公共權力私人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暴力行為合法化。
在改革共識破裂的情況下，中國的知識群體呈現明顯的利益分化。國內人喜歡用“體制內”與“體制外”來劃分知識群體。體制內的是指在由政府財政供養的大學、社科院等各類研究機構、官辦媒體等機構供職的知識人。體制外的則指受過大學、研究生教育，但卻因各種原因而不在上述幾類機構供職的知識人，這些人的特點是願意並喜好就公共事務表態（或可稱作管閒事的人）甚至參與。並希望通過自身對公共事務的發言或行動來影響社會。他們與體制內一些同樣就公共事務發言的知識份子一道，被社會稱之為“公共知識份子”，所謂“公共知識份子”一詞就是這段時期才出現的，並且每年由一些民間機構組織評選。
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知識份子與國家政治權力的關係決定了他們的身份角色。所以命運註定這一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必須面對兩種無法回避的社會關係：其一是知識份子與政府的關係；其二是知識份子與民眾（也就是利益受損者）的關係。說得直白一些，凡要對公共事務發言的知識份子，必須選擇是為權貴集團說話，還是為民眾及公共利益說話。身處這兩種關係的糾結之中，在2008年各種社會矛盾白熱化以前，知識份子還可以選擇蝙蝠型生存方式。但越到後來，在政治權力與民間呼聲完全對立的夾擊下，這種生存方式的空間越來越狹小。這點將留到第三部分再談。先來剖析零年代值得注意的一些比較大的動向。
1、在權力的干預下，新左派與左派的崛起以及自由主義的式微，是這一時期中國特殊的政治文化景觀。新左派以北京共識為基礎鼓吹中國模式論，對外試圖推廣這一模式，對內終於找到了精神首都重慶，近兩年試圖以重慶為基地實踐所謂“社會主義3.0版本”。
法蘭克福學派成了生產新左派的夢幻工廠。但這一理論到了中國，除了留下反全球化、批判資本主義這一特點之外，作為其靈魂的精神，即對權力保持距離與批判的態度卻完全被拋棄。
零年代新左派與左派無論是話語權與影響面都在日益擴大，自由主義則明顯式微。但這不是這些思想流派公平較量的結果，而是由於權力的強干預與利益誘導的結果。關於這一點，臺灣《思想》雜誌今年第16期發表了一篇由王超華女士與陳宜中先生對大陸知識份子許紀霖的訪談。許紀霖說，“我認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從理論角度而言，是新左派大勝，自由派大敗。為什麼這樣說？汪暉如今已經國際化了，國外都想聽聽來自中國的不同 聲音。但自由派至今沒有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時代中國問題的說法。”我認為這段陳述存在事實判斷錯誤。
首先，“新左派在理論上全勝”，這是完全錯誤的判斷。因為新左派的理論根本不是在爭論中壯大的，而是借助於紅頂子的介入，利用理論員警掃清對手。許紀霖雖然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但他顯然將理論員警打壓的程度作了極為輕描淡寫的處理。
其次，認為汪暉等人為代表的新左派理論已經國際化了，也是誤判，因為顯然誇大了中國新左派的書齋理論對國際社會的實際影響。一方面，他忽視了新左理論在國際社會的中國問題研究(P.R. China Studies)領域實際上處於比較邊緣化的位置；另一方面，汪暉本身的理論主要是譯說，用一些理論對中國的現實做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既非他對中國現實有獨特的理論解釋，也非他對新左理論的創新。歐洲的新左派之所以看重他在中國的介紹，緣於兩點，其一是期待新左理論找到發展的“新大陸”；其二是他們可能對新左的中國變種已經拋棄了新左不與權力合作的精華，而是採取與權力亦步亦趨、迎合權力的政治需要不太瞭解。新左派這些年的最大成果就是崔之元組織人譯的所謂《北京共識》（簡介《北京共識》，美國高盛公司顧問的約書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倫敦智庫於2004年發表）。該文宣稱北京共識（即中共的意識形態與發展觀）將取代華盛頓共識（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由於該文作者的特殊身份，加上譯者與鼓吹者的海歸學者身份，還真哄騙了不少年輕人。
當局默許新左派在中國坐大，原因很簡單，因為新左派理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國推行全球化戰略引致的，這很符合中國政府的政治需要。於是新左派從“北京共識”發展出“中國模式論”，並想將其推廣至全球。當然，國際社會有些人也歡迎，比如委內瑞拉。這個中國模式論理論上漏洞百出，無論是理論上的爭論，還是現實都已經證明，這套中國模式理論根本經不住推敲，更不具備學術討論價值，不過是為中共服務的高級宣傳品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新左派對政治那種與時俱進的積極配合姿態。最讓新左派失望的是，新左努力構建中國模式理論，本來是為北京量身定做，用來對內重構政治合法性、對外輸出價值觀之用。但北京出於實際考慮，至少對外暫時沒打算付諸實行。（見2010年12月7日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外交部網站上發表的“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中國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熊光楷（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上將）今年2月發表署名文章“被歪曲的中國國家安全形象”。3月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又發佈《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
儘管新左派在對外輸出價值觀上遭到了當局的冷遇，但還是及時調整了方向，將熱情投向了未來的政治明星薄熙來。2009年2月，崔之元在共青團北京市委主管的《文化縱橫》發表文章“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含義”，高度肯定了以唱紅打黑為政治主調的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王紹光在一篇沒有發表的文章中，將中國這一新時期定位為“社會主義3.0”（Socialism 3.0）時期，稱這一時期將成為毛澤東時期的“激進平均主義”（radical egalitarianism）以及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的繼承者。新左派們聲稱，重慶的經驗開啟了中國從根本上打破資本主義改革的途徑。他們希望將重慶塑造為中國經濟體系的中心，主要關注消除貧困和振興毛澤東時期的政治技術。4月30日，新左派的粉絲雲集之地烏有之鄉紅色網友參觀重慶公安局舉辦的打黑除惡展覽。人稱“重慶成為新左派的精神首都”。
2、一些知識份子走向行動。以2003年孫志剛事件為始點，中國開始了以法律專業人士為主力的維權運動，這場持續將近八年的維權運動在去年錢雲會之死後進入衰落，以艾未未被捕事件劃上句號。
與新左派積極向權力靠近的姿態不同，另外一些知識人走向行動，投身到各種與環保、愛滋、維權有關的維權與公益活動中去。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所謂“政法系”知識人群體。標誌性事件是2003年3月廣州發生的大學生孫志剛被非法收容關押並死於看守所事件。5 月14日，從北京大學畢業不久的法學博士許志永、滕彪、俞江等3人把一份題為“關於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傳真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提出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隨後，賀衛方、沈巋、蕭瀚、何海波等5位法學教授再次聯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孫志剛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實施狀況提請啟動特別調查程式。
當時的中國社會狀況遠不象今天這樣令底層絕望。社會各方介入孫志剛事件的結果是導致收容法被廢除。當時這個處理結果鼓舞了中國民間人士，甚至一度引發了中國社會對修憲與憲政的期望。從此，以許志永的公盟為核心，以維權律師為主體，中國有了一輪長達7、8年的維權運動時期。這種維權運動小心地避免了介入政治（即“脫敏化”操作），期望以非正面對決的形式，與體制形成良性互動。這些維權活動介入一些影響較大的維權案件，比如南方都市報案、黑磚窯案、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索賠案、楊佳案、湖北鄧玉嬌案件。後期譚作人、艾未未、艾曉明等介入四川地震受難學生調查案，極大地喚醒了民眾的權利意識。
維權活動的最後一個高潮是福建三網友案。2010年4月16日，福建三名網友范燕瓊、遊精佑、吳華英因為幫助一位非正常死亡女孩嚴曉玲的家庭在網路上發帖揭露事件經過，被分別以誹謗罪獲刑1至2年。開庭前，來自中國各地的幾百名網友自發組成"關注團"，前往福建馬尾法院附近圍觀聲援，成為近年來最大規模的群體聲援活動，其後在此次活動的帶動下， 中國線民在中國其他各地發起多起圍觀行動。輿論認為這種圍觀極大地展示了中國民眾的勇氣，從此了一個詞：圍觀改變中國。
不過，這長達數年的維權活動並未能形成制度性回饋，一些偶然成功的案例也並未能減少類似案件的發生（有人形容為“打地鼠遊戲”）。每次開拓一些空間，就換來當局一些堵漏措施與更嚴格的政治控制。2009年公盟許志永被中國當局以逃稅罪收審，此後當局對維權活動的打壓日甚一日，逐漸進入低潮。至2010年12月浙江樂清寨橋村村長錢雲會因反抗征地而“被死亡”之後，網友想模仿福建三網友案，組織規模更大、檔次更高的圍觀團去調查真相時，在當地政府的強力干預下及對公民圍觀團的巧妙借用，公盟發表的關於“錢雲會死亡屬於正常死亡”的報告不僅引起了極大的民憤，公盟創立以來積累的社會聲譽也毀於一旦。被一些邊緣知識人借重、社會聲譽不錯的體制內知識精英于建嶸的社會公信力也受到極大損傷。這就是今年著名的“樂清公民觀察團被圍觀事件”。不久以後中東北非革命爆發，當局危機感增強，借推特上有人散發2月20日中國首輪茉莉花革命消息，將維權律師與他們眼中的重要維權人士一鍋端，至4月初艾未未被抓，中國延續了近8年的維權活動暫告終結。
3、中間地帶的日益逼仄直至消失
面對社會仇恨情緒蔓延的現狀，中國知識份子對未來其實深感惶恐。但許多人均保持沉默。願意就局勢提出應對之策的人依其立場與價值取向大略可分三類。
第一類被現有體制視為異類，儘管他們本人很不願意接受這種定位。這類人浮在面上的極少，秦曉、張朝陽為其代表。其中，張朝陽比較謹慎，只抓住一個“市場化改革”做文章，認為“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時刻在妨礙競爭”（2010年2月3日），認為要“矢志不渝地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基本點就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和對公平性的追根問底，……政府應該放下很多親自參與競爭、與民爭利的舉動，把主要精力用在保護公平競爭上來。”秦曉則更放得開，這些年來在國內國外多種公開場合都談到“要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認為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來替代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是不可取的。在北非中東國家革命發生之後，由於形格勢禁，這類人未見有任何公開言論。
這一類人士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左派與新左派。中國那個著名的烏有之鄉的骨幹們就在網上發佈流言，利用秦曉曾做過中國招商集團總經理一職之事，說要抓秦曉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上的腐敗。將中共“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手法學了個十足。
第二類是反對普世價值及主張中國模式的新左派，這一派能與中共黨內政治高層形成互動。以“唱紅打黑”迅速在政治上竄升的薄熙來對以毛澤東為圖騰的紅色政治文化深感興趣，新左派領軍人物紛紛到薄治下的重慶參觀學習並加以頌揚，將紅色文化與漏洞百出的“中國模式”相結合。為了營造出毛時代的愚民作為紅色文化的社會基礎，還有人居然“發掘”出民間頌歌“十謝共產黨”的花燈戲，寫出一首極盡阿諛之能事的“黨贊”，如“黨是天，無所不在；黨是地，厚德載物；党是陽光，照徹大地”。北非中東革命發生之後，這派人物比較活躍，均及時表達了反對茉莉花革命的情緒。
上述兩類是願意就中國未來發展方向提出意見的人。還有不屬於上述兩類的智囊型人物。他們非常現實，知道執政者很排斥第一類提倡普世價值的人士，而新左派的馬屁雖然讓黨與政治高層頗為受用，但卻解決不了任何令党撓頭的現實問題。這些智囊很務實地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上做文章，雖然是船到江心補漏遲，但還是從當局尚能接受的角度寫出了一些文章，比如“新興國家的社會難題”等。但他們往往刻意忽略北非中東國家的政治屬性（獨裁政體），只用經濟屬性（新興經濟體）概括這些國家，指出這些國家存在相當大的問題，如社會治安面臨挑戰、社會排斥現象蔓延、貧富差距拉大，市場混亂。藉此提醒中國當局注意履行“麵包契約”，解決民生問題，以免覆舟之痛。
這一類知識份子面臨的主要壓力來自民間輿論即網上壓力。于建嶸在樂清錢雲會事件上的遭遇就是一例。上世紀90年代直至本世紀零年代，在政府與民眾矛盾不太激烈之時，知識精英可以選擇“蝙蝠化生存”，所謂“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種類歸屬狀態：亦禽亦獸，非禽非獸。這種狀態比較討巧，能夠左右逢源，運氣好時，政府認為這是知識精英在提“建設性意見”，民眾也以為他們是“為生民請命”。許多知識人也追求這種狀態，甚至憑藉體制外積累的名聲輕易獲得了體制內資源，升格為學院院長、博導，還得到不少來自國際社會的機會。
但此次樂清觀察團所引起的圍觀，說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於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邊緣知識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會運動中，知識精英能夠高高在上提供見解與理論的時代行將過去。隨著社會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頻發，“為黨與政府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之間的分際越來越明顯，以前知識精英那種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狀態的空間日趨狹小，政治風險也越來越大。退守書齋還是參與公共事務，可能是一些養望多年的知識精英必須小心面對的問題。
三、中國知識份子在國際交往中所起的作用
從2001年12月開始，中國加入了WTO，從此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從被動進入主動。人權外交已經失去了最重要的籌碼，西方國家抱著“經濟市場化必然促進政治民主化”的想法，採取接觸政策，通過政府與政府、政府背後支持的NGO以及民間交流等三個層次與中國接觸，希望慢慢影響中國。今天主要涉及知識份子及民間交流這個層次。
民間交流主要是文化交流與一些涉及人權、法治、公共衛生等方面的交流，交流主體是知識人，主要是體制內，也包括體制外，比如近年來的維權律師與人權活動者。但由於中國的知識階層對權力的依附與受政府的控制，這種交流並沒有達到這種交流原來設定的目標，即通過交流讓中國接受普世價值，走上民主化道路。
1、智囊層的交流：充當政府政策的解說工具
以美國為例，無論是智囊團體還是大學，這種交流都希望達成一種資源互換，目光自然放在優質資源的持有者手中，因此中國體制內的有些聲名的人，國際交流機會比較多，人稱“打波音的”。這種交流對美國來說，是希望通過交流瞭解中國政府的想法，並希望影響中國。不過，美國在這方面投入巨大，效果卻未必彰顯，而且有時由於是美國單向對中國開放交流通道，時常被中國政府加以利用。
以美國著名的《外交季刊》為例，這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的有關外交事務、策略、戰略的雜誌。近年來中國官方的智囊在上面發表的文章很多，比如鄭必堅在《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號上發表的“中國和平崛起”一文，由於這本雜誌的戰略性地位，讓西方社會牢牢記住了鄭必堅的名言“當代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文明的復興”。王輯思從2005年開始，總共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12篇文章。為中國官方的闡釋找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舞臺。
美國直到2009年奧巴馬政府按照中國政府智囊提供的“對華政策清單”展開對華外交，吃了大虧之後，才算是明白中國這種策略的厲害。
就在中美兩國於華盛頓舉行第三輪兩國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同一天，即2011年5月9日，美國重要的智囊機構布魯金斯學會舉辦講座，邀請多位美中學者以及前美國官員參加，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究竟該如何進行，而中國的政治改革是否可以借鏡其他東亞國家的成功例子。中國方面參加的學者是近幾年的一顆理論明星俞可平及中央黨校的教師等，這一次中國明確提出了中國將借鑒新加坡模式而非臺灣的民主模式，一黨執政，發展經濟。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對此表示讚賞。
2、民間交流實際被中國政府主導利用
在零年代，美國採取到中國本土扶持專案，以促進中國民主化的策略。在中國國內的合作者自然也是以各類知識份子為主體。但美國人不瞭解的是，中共對NGO實施的是分類控制模式。如何控制，他們在中國的合作者知道，但不會告訴這些外國的資助者。
2005年以前，中國政府的思路是“用外國人的錢辦我們自己的事”，對外來資助表示歡迎，只是嚴加控制而已；2005年以後，中國要防止顏色革命，將外國NGO看作是西方用來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工具。 這一輪指認“外國NGO為外國勢力顛覆中國的工具”的聲討中，以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於2006年8月 署名“趙黎青”的文章“部分外國非政府組織破壞政治穩定”為代表。該文為外國在華NGO總結了4條作用：一是危害國家安全；二是破壞中國政治穩定；三是助長腐敗；四是在中國推行外來模式。江澤民當年“在堅持改革開放、加強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範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活動”的提法被奉為圭臬，凡希望通過公益活動踐履人權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國當局視為美國策動“顏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對此有露骨的闡述。這些文章說，美國的NGO在一些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活動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資助各國內部的非政府組織，開展反政府活動。二是滲入大眾媒體和社科研究機構，影響政權高層決策。三是邀請各類人員出國訪問，培養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幾乎所有非官方的文化交流都被囊括其中。
西方世界在思考中國現狀及前景時，其實只用一隻眼睛觀看光亮面，面對黑暗面的另一隻眼睛是捂著的，偶爾也從手指縫裏看到一點陰暗稍作批評。他們一直在用“經濟市場化必然促進政治民主化”這套說辭安撫自己並說服別人。但從去年10月諾貝爾和平獎頒發開始，從主張不反對現政府並願意與之合作的溫和派領袖劉曉波繼續被關押，直到嘲弄權力表達反抗意願並參與維權的藝術家艾未未被捕，西方世界發現自己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與建議全被中國政府用激烈的形式加以反擊，他們也陷入了惶恐與困惑狀態。
一方面，西方世界開始有人承認以往他們對中國的幫助並不奏效。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曾擔任美國國務院“中國法治專案”主任的Rana Siu Inboden所撰寫的《民主與社會：中國的挑戰》（Democracy & Sciety：The Challenge of China），這篇文章通過作者本人在中國項目上的實踐，指出國際社會當前在促進中國民主發展努力上所取的成果有限。其原因一是不少項目只強調與北京的對話與合作，二是一些項目被誤導，幾乎排他性地集中在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上，而罔顧中國政權的威權主義性質。作者認為，中國威權體制的韌性對民主援助來說是一種考驗，需要重新調整，採用思慮周到的、針對性策略。
關於外國資助的NGO項目在中國受控制一事，多年以來有傳說，有猜測。但當事人願意寫成文字的極少。不過，今年總算看到了一個文本。這個文本是中國資深維權人士萬延海在其2011年2月7日發表在美國之音的博文裏說的。標題叫做“國際政治看家們的疑慮”（http://voachineseblog.com/wanyanhai/2011/02/07/doubts-about-chinese-human-rights-organizations/）他這篇博文是為了解答美國一些NGO組織的疑慮，這疑慮就是所有在中國活動的NGO都受政府控制。萬延海承認了一個事實：為了要活動空間，幾乎所有的維權組織與從事人權、公益活動的NGO都被迫與中共的國家安全部門合作。但如何合作，合作到什麼程度，這是任何人也不會對外人談及的。萬延海強調，由於害怕失去自由的恐懼深植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希望國際社會多此諒解與寬容，對待一線工作的維權和民主人士，要依據其工作的客觀效果來評估其工作意義。
小結：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中，中國知識份子始終希望能夠發揮一些作用。但由於中國是個社會控制極其嚴格的專制國家，知識份子的努力只能通過權力為其開放的狹窄通道發揮作用。這條通道通向的是榮譽、地位以及生存機會，中國政府將這條通道的閘門的開與關作為獎懲機制，這條通道有時開放得寬一些，知識份子的自主性略大一些，如上世紀80年代；但大多數時候這條通道只向某類主張的知識份子開放，其餘的知識份子要想得到機會，不是修改自己的主張，就是向權力低頭。因此，今年茉莉花革命以後，中國知識份子形成了寒蟬效應，一部分還想說話的人轉而求解世界困局（其實他們對世界困局到底困在何處，其見解未必高明），一部分不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又開始轉向當年80年代北京曾羡慕過的新加坡經驗，新左老左則齊刷刷的將頭轉向了重慶，希望薄熙來將他們帶回到他們理想的毛時代。
由於嚴厲的輿論管制，只有這種由政府用獎懲機制聚合起來的知識份子群體才能就現實獲得發言機會。這種言論還得仰承上意，其結果是兩點，一是知識精英在民眾中形象迅速惡化（舉我最近在推上有關精英的一場討論為例），底層的反精英情緒當中也包含了反知識精英；二是北京當局也對知識份子的能力表示不滿意。
去年9月14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發表“關於《戰略知識份子研究》調查綜述”，表達了目前中國政府亟需戰略知識份子幫助政府運籌帷幄，維持政局穩定。既然要尋找“戰略知識份子”，顯然是既不滿意現有的智囊群體，也不滿意新左派與老左派的理論，認為他們不夠格，提不出讓黨解脫困局的“戰略”。這篇調查還對“戰略知識份子”還提出了道德標準，即要有“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該調查痛心疾首地說：“調查結果表明，少數知識份子對資本的屈從，成為金錢的附庸，已成當今知識份子最嚴重也是最危險的‘病症’之一。在資本和權力威逼利誘下，部分知識份子不堪一擊，失去‘自我’，喪失獨立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有的成為富翁們的傳聲筒或吹鼓手，附著在富人權貴的羽翼下，成為資本和權力的附庸。表明當前部分知識份子浮躁功利、精神淪落，隨波逐流，敗壞了學界風氣，嚴重衝擊了知識份子應該堅守的底線。因此，戰略知識份子形象的確立有利於引導知識份子摒棄那些‘為金錢或利益集團代言’等種種不良行為。”這篇調查說明當局對他們主導形成的精英聯盟並不滿意，對他們容納的知識精英提供的服務品質也十分不滿。
對當局的這種評價，知識份子們當然也不滿意，因為他們的頭腦是被當局格式化的，他們的舌頭是被約束住的。今後的中國走向如何，雖然當局已經放出話來，或者是新加坡模式，或者是向毛的專制回歸，但無論是哪種，都不允許知識份子的自由言論，但同時也還需要知識份子為政權服務。這種聯姻的不幸福可以想像，有史為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