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紫藤，是來追緬1950年代居住于此的周德偉，這位少為人知的先賢，一生可圈點處多，但最令我心儀的卻是他當年身為北大學生，又處新文化運動之中，卻不喜歡那份風雲一時亦擾攘一時的《新青年》。我曾為此文字，題目就是《不讀<新青年>的周德偉》。稿子發上臺北的《傳記文學》時，編者“手記”說：接到來文，“的確楞了一下：居然當時還有不讀《新青年》的‘五四人’！”可見近百年來，海峽兩岸，處於主流地位的歷史敘述（它掌握在官方和學院手裡），遮蔽了多少不該遮蔽的內容。
周德偉就是這樣一個被時代遮蔽了的歷史人物。他1903年出生於湖南，1986年去世於北美洛杉磯。觀其一生，在政治上，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文化上，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當年新文化和《新青年》，有被學界視為自由主義之始。然而，這樣的識見未明所以。中國自由主義始自嚴複，而非《新青年》。後者如果不說反，至少也是非自由主義的。難道你能相信，一個以決絕的態度反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物件，可以是自由主義的嗎；且不說正是它啟動了逐步終結自由主義的歷史樞機。然而，年輕的周德偉當時即與時髦不合，難怪他後來負笈英倫，成了古典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的親炙。他同時也是哈氏在遠東中國的首席弟子，後來成為哈氏弟子的還有兩位，蔣碩傑和林毓生。五四那天，因身與中研院近史所舉辦的“五四”九十周年紀念會，午間，我曾以周氏其人詢問林毓生先生，說及周的遮蔽，林先生的回答讓我低廻：是周先生不配合時代，不，是時代不配合周先生。
周先生善用文言寫作，在白話時代，這可能是他不配合時代的地方。但，文言不過表像，周先生用力所在，其實是傳統與西方兩種文化的調適。七十歲那年，周先生撰文談自由主義，文章寫得古色古香。其中有問：“‘為政何先’，曰：‘道莫高於誠，德莫大於仁，治莫廣于自由。’”此本儒門經籍之要，但在周先生這裡，卻內攝著西政哲學的原典：“先生所謂自由其何指乎？”曰：“自由者乃超乎立法及政府之人權，亦即由法律保障每人之私領域也。”張口“之乎者也”，但其語義卻典自洛克與密爾，而又流經伯林、哈耶克。尤有趣的是，該文的題目為“周子若的微言與大義”，這是個不掩自負的標題。其中“周子若”乃周德偉的字，是自字，意即如孔子。一個以孔子為人生楷模的人（想想當年《新青年》“只手打孔家店”的陣勢吧），並不妨害他同時又是一個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者。古典文明與現代文明的融匯，形塑了周德偉先生的自由主義身段，羨煞人也。
在周德偉的身上，我看到了嚴複的影子。如果可以走向歷史的縱深，周氏的作派其實是嚴複的賡續。自由主義甫入中國，嚴複的努力就是把它放在中西文化之間，讓它們“交互闡釋”。這份工作自嚴複始，由《甲寅》繼，卻中斷于《新青年》。該雜誌以“進步”和“新”的名義，恨不能一腳把傳統踢進時代的垃圾堆。20世紀以來，由《新青年》所主導的新文化也形成了它的百年傳統，和數千年的傳統文化相比，海外學人傾向於把它稱之為“小傳統”。這個小傳統顯然不是自由主義的傳統，這樣我們就看到了周德偉的意義。當這個小傳統既已成為時代的主流時，周氏是在它之外，孤峭地從事著古典自由主義與本土傳統的對接。如果嚴複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正脈，一脈而下的是梁啟超、（某種意義上的）章士釗、（非《新青年》時代的）胡適，而後就是周德偉。周德偉顯然比嚴複之後的幾位，更自由主義。但，整個這一脈系，在自新文化而下的歷史主流面前，借用一位臺灣學人語，是“一個被放棄的選擇”。周德偉先生資望未若嚴、梁、胡，當然只能是放棄中的放棄了。
……薄暮的紫藤架下，我其實並沒有想那麼多，當時的我，盤桓有頃，始終好奇于葉幹間的生命色調。直到此時臨筆，方若有所悟：傳統正如這古老的紫藤，別看它幹枝朽枯，它的生命力卻極為內在，只要不把它連根拔除，歲歲年年，照樣綠葉新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