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價值觀念也同樣受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影響。面對公眾的可以理解的質疑，我開始對這種自由主義進路進行反思，進而經歷了一次思想轉變。此一轉變可用“保守化”一詞來形容，而尊德性齋主人就是我完成這次思想轉變的重要推動者。
當時，在艱苦環境中編輯《原道》、致力儒家復興的陳明先生，新從臺灣歸來，撰寫《紫藤廬及其它》一文，提及周德偉先生會通西方自由傳統與中國儒家傳統的思想進路。這一思路引起我極大興趣。
在此之前，我已知道周德偉先生的大名，但僅知道他是一位經濟學家。也許並非巧合，我的經濟學知識背景與周德偉先生相同，俱歸宗于“奧地利學派經濟學（Austrian economics）”，且受海耶克影響最大。新竹清華大學的朋友黃春興先生曾提及，周德偉先生是海耶克的嫡系弟子。先生曾翻譯海耶克德《自由憲章》，而我當時也正從事海耶克思想的譯介。
正是通過對海耶克思想的解讀，我已經開始保守化轉向。陳明先生提供的資訊，讓我十分興奮。一個完整的周德偉形象呈現在我心中：既堅守自由市場原則，又堅守儒家傳統。對正處於思想轉向過程中的我來說，周德偉先生構成了一個典範，讓我看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隨後，陳明先生決定在大陸出版周德偉先生的著作。為此，他將他在臺灣影印的周德偉先生著作贈我，囑我為即將出版的周德偉先生文集《自由哲學和中國聖學》作序。借由這個機會，我通讀了周德偉先生的主要著作。此番閱讀，令我如入寶山。隨後我逢人便說，周德偉先生會通中西傳統的思想進路及其所取得的思考成就，具有重大的思想史意義。
然而，當我這樣熱情推薦時，遭遇的回應通常是茫然和困惑。這並不奇怪，在現有主流現代思想史和現代史敘事中，周德偉先生完全被忽略了，因而也就沒有多少人知曉。這樣一個致命的忽略，讓我對現有主流現代思想史的敘事框架、進而也對主流現代政治史的敘事框架，產生了深刻的懷疑。

周德偉的歷史定位困境

大約從革命的當事人開始回憶辛亥革命之時起，革命的現代史觀就初步形成，並借助隨後傳入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歷史理論，迅速主宰了現代史的歷史敘事。按照這種革命史觀，全盤而激進的革命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惟有通過大規模使用暴力的激進革命，中國人才可以完成現代國家的構建（nation-state building）工作。
從一開始，國民黨和共產黨共用這一信念，也許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他們本身都是革命的製造、操作者。在掌握政權之後，他們也很自然地利用自己建立的革命性政權，把革命史觀變成正統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進而透過宣傳教育體系，變成國民的常識。這種意識形態也籠罩了整個學術界，即便那些異議人士也難以擺脫其影響。
有趣的是，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漢學家關於中國現代史的敘事，與這個革命史觀異曲而同工。在他們看來，中國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而現代國家起源於西方，現代化當然也就是西方化。對中國來說，惟有經過全面而深刻的文明變革，才有可能完成現代化。而這樣全面而深刻的文明變革，必然呈現為全盤而激進的革命。由此不難理解，漢學家的現代史敘事對國、共兩黨的激進革命充滿同情。相比而言，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沒有深入進行，共產黨則進行了更為深刻的思想、文化、社會、經濟革命，因而費正清這樣的美國漢學家對共產黨革命有更多同情，他們也積極地論證了共產黨獲得政權的必然性。
總之，國共兩黨及其官方史學家，與海外學者共同塑造了一個關於現代中國歷史的革命史觀，他們支配了關於現代歷史的一切研究領域。它確實可以解釋一些現象，但它也遮蔽了無數更為重要的現象。
除了這個居於支配地位的史觀外，還有另外一種頗具影響力的史觀。對臺灣學界這方面的情況不是很瞭解，在大陸，這一史觀興起於九十年代。此即自由主義史觀，它始于李澤厚在八十年代後期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及“告別革命”兩個命題。這兩個命題促使人們重訪現代歷史，有些人因此放棄了革命史觀，轉而關注曾經被革命史觀所遮蔽、所貶低的自由主義，從而形成自由主義史觀。
這一史觀的闡述者直接或間接地接受新文化運動時期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並用自由主義一詞來描述現代中國歷史上追求憲政、民主、法治、自由的一切觀念和政治運動。他們反對國共兩黨的暴力革命，甚至反對辛亥共和革命，而把自由主義觀念的傳播和相關文化、政治運動當作現代史的主流。
只不過，這一史觀面臨一個巨大挑戰：這一史官強調自由主義與革命的不相容，而他們相信，自由主義可以拯救中國。不幸的，革命卻日趨激進、極端。於是，自由主義史觀變成了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失敗、也即啟蒙如何被救亡壓倒的闡釋。這一取向，與革命史觀解釋革命是如何成功的，形成了鮮明對比。只是這樣一來，這個史觀又面臨另外一個難題：自由憲政制度何以在臺灣最終大體完成構建？
略作觀察就可以發現，上述兩個主流的現代史敘事框架，都無法安頓周德偉先生以合適的位置。
毫無疑問，周德偉先生是革命者。如自傳所記載，先生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先生于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即加入國民黨，致力於推翻舊軍閥之革命活動。
但是，先生又堅持有限的“小革命”立場。先生一直主張，“革命事業，只應革腐敗政府之命，不應革社會基礎之命，傳統亦文化之積累，豈能一朝盡革？”（第15頁）先生所說“社會基礎”，是指政體之外的價值、宗教、社會結構、產權制度、經濟體系等等，這些領域都不應在革命的範圍之內。
換言之，周德偉先生所從事的革命，嚴格限定於政體革命範疇，而拒絕對廣泛的社會基礎進行激進革命。就此而言，他是一個典型的英國式保守主義者。“告別革命”論者的立論依據之一是被誤解了的英國經驗，他們似乎相信，英國人始終是反對革命的。但其實，英國同樣發生過革命，英國人與法國人一樣，砍了國王的頭。英國人的革命智慧在於，它沒有進一步謀求通過暴力進行宗教、文化、法律、社會生活之革命，而局限於政體革命。保守主義不拒絕革命，只是拒絕“大革命”。
基於這一基本認知，周德偉先生對共產黨的極端革命予以嚴辭抨擊。在本自傳中，對孫中山先生提出的經濟革命主張，先生也毫不諱言地提出批評。先生畢生也以反駁這兩場革命共用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哲學為自己的主要知識使命。就此而言，先生又是反革命的。
另一方面，周德偉先生畢生獻身于自由事業，在任何時候，他都主張立憲、法治，同時，基於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原理，也始終堅持自由市場原則。這後一點，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因為，現代中國那些著名的思想人物，無一例外地懷疑自由市場制度，而主張程度不等的公有制和國家經營。也正是這一點，讓周德偉關於構造現代國家的思想體系，在現代中國，也許不是最精緻的，但肯定是最為完整的。
有趣的是，周德偉先生並不認同一直以來被當成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之主流的胡適的自由主義。在這本自傳中，先生對胡適先生的立場、學問、政治判斷力甚至人品，均提出了質疑。當然，對於自由主義提出並始終堅持的砸爛舊文化的主張，先生也給予嚴厲批評。
綜上所述，周德偉先生既是積極的革命者，又是明確的反革命者。先生既是自由的堅定信仰者和不懈實踐者，又不認可主流的自由主義。先生的思想是豐富的、立體的，這顯然超出了單向度的、簡單化的革命史觀和自由主義史觀所能容納和解釋的範圍。

在保守-憲政主義傳統中定位周德偉

至關重要的是，在周德偉先生那裡，革命與反革命、自由與反自由主義之間，絲毫沒有矛盾，而是構成一個自洽的思想體系。周德偉先生的思想典範提示我們，現代中國思想史上不是只有激進革命、自由主義、守舊主義這些極端的傳統，而應該還存在著另外一個傳統。
正是在周德偉先生的思想典範刺激下，過去幾年中，我一直在尋找、發掘這樣一個傳統，現代中國思想和政治的中道傳統。通過閱讀，我逐漸發現，在清末立憲者、張君勱、陳寅恪、周德偉、現代新儒家等等看似相互沒有關係的人物和思潮之間，存在著內在而深刻的關聯。我將他們概括為“現代中國的保守-憲政主義思想與政治傳統”。
周德偉先生即身處於這個偉大傳統中。在本自傳中，先生刻畫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譜系：
首先，先生早年在私塾中接受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教育，並終身服膺儒家，堅守儒家理念，尤其是“士君子”的人格理想。在知識上，先生試圖“會通”中學、西學，以西方思想資源，對儒家理念體系進行“創造性轉換”。
其次，就域外思想資源來說，先生受英國傳統影響很深，曾經深入研讀過休謨、斯密等蘇格蘭道德哲學的著述。先生也攻讀過門格爾、米塞斯的社會科學著作，並師從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海耶克，而成為華人世界最為傑出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另外，先生早年也曾經研究過康得哲學。
由此可以看出，周德偉先生的域外思想資源，與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大不相同。後者主要受杜威、羅素等現代自由主義思想人物的影響，這些思想資源相當地現代。相比而言，周德偉先生的思想資源更為古典，保守主義的色彩也更為濃厚一些。因而，用“古典自由主義者”稱呼周德偉先生，也許是比較恰當的，有助於與胡適等五四傳統之中的“現代自由主義者”相區別。在西方思想脈絡中，這兩者的預設和基本主張是大不相同的，這自然會影響其中國弟子們的心智和立場。
再次，先生成長于新文化運動時期，但是，先生似乎並沒有受當時搖盪青年心旌的《新青年》傳統的影響，而是深受嚴複、《甲寅》雜誌等老派人物心智、思想的影響。這一點與先生域外思想資源的取向直接有關：嚴複、《甲寅》雜誌均受英國思想傳統深刻影響，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堅持保守主義立場。他們均主張，在深入理解西方的基礎上，“調和”中西，實即“會通”中西，而反對激進地拋棄中國文化。
最後一點思想淵源已經顯示出，在現代歷史上，周德偉先生的思想結構不是獨一無二的，而是有源又有流，從而構成了一個保守-憲政主義的思想傳統。
周德偉先生是這個傳統中的代表性人物，更進一步說，他是這個傳統中發揮了承上啟下作用的人物。他上承嚴複、《甲寅》雜誌，而於五十年代把海耶克引入臺灣自由主義理論場域中。海耶克思想隨後讓殷海光、夏道平等最初受現代自由主義思想陶冶的人士的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甚至對晚年的胡適也產生了一些影響。由此而出現了我所說的自由主義的“保守化”。有趣的是，九十年代之後的大陸，也有部分自由主義者受海耶克的影響，而走向了“保守化”，這包括追隨周德偉典範的筆者。
周德偉先生的這本自傳，生動地呈現了成長于動盪的現代中國的保守-憲政主義的基本理念結構。這樣的理念結構當然支配著他的政治活動。也因此，周德偉先生這本自傳，同樣生動地呈現地了一位古典自由主義者或者說憲政主義者在那個時代對現實政治的思考與建立現代國家的規劃。在自傳第九、十、十一章，周德偉先生記錄了自己於民國十八年在《天津雙周》雜誌上刊發的幾篇文章的大意，這些文章顯示了先生強烈的立憲情懷和深刻的立憲知識。
先生也積極從事立憲活動，曾準備自組“自由黨”，後來加入“改組派”。應該說，這一點也大大地不同于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比如，胡適一生都主張不組黨，不介入實際政治。而周德偉所在的這個保守-憲政主義傳統中人士，普遍深入地介入現實政治。但他們又與一般政客不同，他們堅守憲政主義的原則，試圖用理想提振混亂的現實政治。這樣的實踐傾向，與其所信奉的“士君子”人格理想有直接關係。士君子不是書齋裡的哲學家，而是負有“治國、平天下”之使命的紳士。
也正是這群具有憲政主義理念的實踐的士君子、紳士惺惺相惜、前後相續，在現代中國動盪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斷斷續續、但也連綿不絕的“立憲的政治”傳統。這個傳統興起於十九世紀末的立憲運動，經過民國初年的立憲，到國民革命之後、抗戰期間的立憲運動，而收官于抗戰勝利之後的立憲運動，形成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儘管由於內戰，這部憲法被部分凍結，但最終在臺灣，這個憲法支撐起了中華文明第一個自由憲政政體。
至關重要的，這樣一個可運轉的自由憲政政體，並沒有以文化、價值的全盤推倒重來為前提。因而，這個在中國至少已經部分取得成功的保守-憲政主義的政治傳統，確實具有英國式革命的風格。
如牟宗三先生在祝賀張君勱先生七十壽誕的一篇短文中所說，這個保守-憲政主義的思想和政治傳統才是現代中國歷史演進之“正宗”。這一思想和政治傳統源遠流長。它興起於十九世紀末，在1924年之前曾經佔據主流地位。此後，它被激進革命傳統所壓制，但依然頑強地生存，並只要有適當的時機，就發揮著重大歷史作用。
之所以說它是現代歷史的正宗，乃是因為，相比於其他各種觀念，它最為妥善地處理了現代中國人不能不面對的古、今、中、西如何會通、調和的難題。在政治上，他們最為有力地推動了憲政制度之成立。在知識領域，他們也指示了中學、西學會通的路徑。這個傳統構造了一個憲政主義的中國文明重建之道。現代中國在構建現代國家的正道上所邁出的每一步，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由這個力量驅動的。
與之相比，激進革命傳統固然是“歧出”，因其在政治上傾向於專制，在文化上趨向於單純的破壞。現代自由主義傳統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方面是文化上的偏激，這一點與革命傳統相同；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軟弱無力，這一點又讓它敗給革命。保守-憲政主義傳統則保持了自由地革命的中道。它絕不是主流之外的“第三條道路”，它才是主流，才是正道，儘管革命風雲與啟蒙浪潮一度在表面上壓倒了它。但歷史並不是以嗓門大小、或殺人多寡論英雄——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就是不以成敗論王寇。
一旦確立了這個保守-憲政主義的思想和政治傳統，周德偉先生的思想結構、政治活動也就是可以理解的，這包括先生與胡適先生的思想分歧，先生與蔣氏政權的合作與抗爭。當然，經由這一歷史框架，先生畢生思考、實踐活動的歷史價值和現實重要性，也就昭然若揭。而不論是按照革命史觀、自由主義史觀，周德偉先生，以及他前後、同期的一大批政治、思想人物，比如黃興、章士釗、汪精衛，顧孟餘等等，都無法得到客觀而公正的歷史定位。
周德偉先生撰寫這本自傳的目的，也正是重新撰寫現代中國的歷史。這一初衷，周德偉先生行文中有再三表達。他深感官方史學遮蔽、甚至可以刻意地扭曲歷史真相，這種官方史學固然有美化當權者的醜陋，而即便與官方保持一定距離的流行的革命史觀，也傾向於片面誇大革命力量、革命運動的歷史作用，忽略那些也許對於政體變革來說更為重要的觀念、活動與人物。
周德偉先生明確地反抗這種歷史敘述，以帶著強烈情感的筆觸記錄了他親身經歷的現代中國歷史。這樣的情感當然基於自己的價值立場，也即保守-憲政主義的價值觀念。這一獨特的價值理念讓周德偉先生的這份歷史記錄顯得異常獨特。比如，在政治上，周德偉先生最崇敬的人物是黃興。在孫中山與黃興之間，先生認同黃興的政治理念和人格。在此後一代的國民黨領導人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先生對汪精衛也有更多的認可。
對政治過程的這一判斷、取捨，與先生的思想結構保持著一致。先生尊崇儒家，尤其堅守士君子人格理想，而在先生看來，黃興的人格要比孫中山更接近士君子，汪精衛比蔣介石也更為接近。同時，黃興所堅持的恰恰是有限度的政體革命，孫中山在晚年卻傾向於經濟社會革命，正是這樣的理念打開了共產黨革命之門。在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在周德偉先生看來，汪具有更為明確的憲政理念，蔣則有太多的私人權謀考量，因而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憲。
周德偉先生的這一記述，大大地不同于現有所有現代史敘事。由於不幸去世，這本自傳沒有最終完成，有很多精彩篇章，我們無法看到了。但是，這本不完整的自傳，依然具有重大的思想史和學術意義。或許可以說，這本自傳已經打開一個重寫現代史的通道。
中國現代史是必須重寫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正確地理解，中國人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究竟幹了哪些正確的事情，幹了哪些愚蠢的事情，由此而走到了今天。如果說，這一點對於臺灣來說，主要關乎過去歷史的認知，對於大陸來說，則更具有現實的政治含義：只有通過重寫現代史，人們才能準確地知曉，應當怎樣做，才能完成構建現代國家的事業。若對建國歷史的認知是偏頗的、錯誤的，那就必然在建國事業中重犯相同甚至更嚴重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