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廬是一座二樓建築，樓下大廳有一座壁爐，雖然台灣天熱不常使用，但它上面所掛的一幅對聯卻很吸引人。對聯是周先生自己編撰的，粗大的隸書是湖南耆舊趙恒惕寫的，上下兩聯分別是：
豈有文章覺天下
忍將功業苦蒼生
這兩句話雖然沒有明白地指出它的確實意旨，卻讓人可以體會出其中所宣示的卓立獨行、不自作權威的精神。我生也晚，沒有趕上認識周德偉先生，但一想到他，就立即有一幅活生生的、神態莊嚴的形像出現在眼前。這形像就是由這幅對聯引起的。有一次，幾位大陸的朋友來紫藤廬喝茶聊天，一面望著這幅對聯，一面猜想着對聯中的意思，我就李逵式的說：上一聯是對一些學者的勸勉，下一聯是對一些當世政治人物的指責；要前者切勿自傲，以為自己幾篇文章就可以救世，要後者不要以民族救星自居，禍害了蒼生百姓。我的解釋當然只是自己一時的隨興而談，但卻自認為多多少少體認了周老為學做人的胸襟。
台北有很多文人聚會的茶館和咖啡座，但一提到紫藤廬就會讓人把它與自由主義聯想在一起，其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周德偉先生，另一方面也與當時中國及台灣現實脫不了關係。

自由主義是十七世紀以來，流行於西方知識界的觀念和人生態度，雖然後來衍生出很多流派，但也有它們共有的信念，那就是維護人的權利和尊嚴，認定：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人生而具有的，即使有上帝存在，祂也必順按照這樣的自然法則來顯示祂的神聖。所以，懷疑權威、反抗不公、寬容異見、相互尊重，便成為它的精神主軸。它反對專制、獨裁、不義、暴力和欺詐。這一些結合起來，便成為現代人爭取生存的共同理想，被視為每一個社會都應該具有的普世價值。
但是由於一些民族國家為了要擴張自己的權力，於是藉著「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即為至善」的功利說法，便由此推行了各式各樣的干預政策。如此，國家可以干預個人，團體可以干預部下，組織可以干預人民，發展下去，還可以用「階級」、「出身」一類自訂的標準隨意剝削別人的生存權利。這樣一來，所謂自由和民主，便一一產生了質變，使得自由主義原來的精神受到了扭曲。另一方面隨著近代物質文明的氾濫，在宗教、道德失卻功能之下，很多人便又經常把自由主義誤解為絕對的個人主義。這些就使得自由主義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世俗化與汙名化的命運。
這種現象，在民國以來的中國，更是不斷地出現著。於是在我們的社會便經常流行著一種「學生和軍人不能享有自由」的說法和做法。好像一個人一旦當了軍人和學生，便應該無條件接受加在他們身上的控制和管理。和這一樣，很多機關、團體、黨派、便可隨意把一些控制加在人民身上。而政治上極端的領袖崇拜，又可以使國家的領導人在作之君又作之師的權威下，以「領袖、主義、國家、責任、榮譽」的信條，使個人神聖化到可以超越一切法律、制度、甚至憲法之上任意而為。在這樣的現實之下，自由主義的信念便只能像一條河的潛流那樣，無法得到正常的發展。

一九四九年以後，鑑於大陸的失去，便也有人想藉著自由主義來思考當前的現實，《自由世紀》、《自由人》等刊物，就是由此而出現的。他們之中起先多具有激進的特色，認為中國的權威統治者常借重傳統的道德、習俗壯大自己的力量，消滅民眾的懷疑和反抗，於是受到五四徹底反傳統的影響，就激烈的輕視宗教和道德。這種情況一經渲染，便使得執政當局以為言論的放鬆會減低政府的威信，由此而推衍下去，便經常做出種種防患未然的措施，產生黨禁、報禁及各種檢查制度。這當然會引發出不滿和異議。上世紀五Ｏ到六Ｏ年代期間，台灣（甚至波及到香港）有好幾次的關於自由主義的論戰，便是如此而產生出來的。當時，名作家徐訏以東方既白的筆名出版了《回到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張佛泉出版了《自由與人權》，徐復觀更以〈為什麼要反對自由主義〉的長文，強力地向有關當局提出了嚴正的抗議。在這一階段，周德偉先生的居處，就成為這類人士經常出入、交換意見的地方。

周先生生於一九Ｏ二年，是湖南人。他出身於北京大學，由於多年任教於湖南大學，常稱道這所大學前身的嶽麓書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學府。這種說法在別人聽來，也許會認為只是一句戲言，其實其中卻含有深厚的鄉土意義。這裡所謂的鄉土，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傳統。這也與周德偉的為人和思想有著深厚的關係。不可不提。
湖南這個地方，在先秦以前，雖被中原人士視為蠻荒之地，但隨着歷史的發展，它所孕發的文化力量卻在中國歷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國學大師錢基博先生，曾有專著談到湘學，他認為湘學有兩大具有根基的精神影響後世，一是屈原為堅定信仰而散發出來的浪漫精神，一是由宋代大儒周敦頤所開創的追尋人生內在價值的理學基礎，這些混合起來，在南宋以後，便漸漸開拓、擴大為「尊德性，道問學」的思想和學術傳統。宋朝在南遷以後，在南方維繫了將近一百五十二年，這一階段，雖然被稱為偏安，在文化上卻有很多建樹。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原有的當地文化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是受到中原文化南移所生的影響。當時，很多學者鑑於國家的破敗，便有一批人遷居湖南一帶，從破敗中反省國家民族、乃至個人的問題。當時的人，在新的首都臨安（杭州）聚集的大多在現實政治上付出關心，而在其他各地的則在文化上作著反省。朱熹、陸象山在閩浙一帶推展教育，胡宏等人在湖南一帶講學，就是為人所知的幾個。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湘學開啟的時代。

湘學的一開始便注重《春秋》之學。他們認為《春秋》所講的三世──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與南宋當時的現實作一對照便具有新的意義。國家亡了，流離失所，這當然可以視為亂世，但南宋到了高宗後期以後，已經稍稍安定，社會恢復了秩序，似乎可以稱之為昇平世。但一到昇平之世，也就有它的危機存在：「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如把握不住，隨即會孕發腐爛的現象。能不能走向太平世，真是一個重大而不可逃避的問題。所以湘學三世之論實在是憂患之學。這些也就影響了後世的王船山、曾國藩等人，使之思考世事不僅從政治上着眼，更在文化上作深一層次的思考。南宋是中國書院興盛的時代，嶽麓書院建立於北宋，都在歷史上散發出很大的文化光輝。周德偉先生把自己的居處命名為「尊德性齋」，便有著承先的莊嚴意義。我們想到他在民國初年的紛紛擾擾，和一九四九年以後淪落台灣的沉痛，就知道他的心情也是與湘學的春秋三世的傳統一脈相承的。更何況他們周家這一支脈又是從周敦頤直接傳承下來的。除了這些，湖南在近代所呈現的種種現實，也給予他很大的啟示。
談到湖南，就不能不談到中國近代史上的湘軍。這一問題，在中國史學界好像已有定論，事實上至今混淆不清。湘軍和太平軍之爭，由於涉及到滿漢之間的糾纏，於是國共兩黨的史學家便有很多人把曾國藩、左宗棠一批人視為保皇黨的漢奸人物，又由於兩黨抄襲左派的階級史觀，就把湘軍和太平軍之爭當成地主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把太平天國當成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農民革命。實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多是由游民階級引發而成，甚至連《水滸》一類故事也是從游民的背景產生出來的。這些人以暴力的手段，產生的多是破壞作用，無助於建設。他們只能引發窮苦民眾的反抗情緒，所做所為便徹底破壞了農業社會的秩序，就此而言，面對太平軍的大破壞，湘軍之起應該算是農民社會的一種自我救助運動。說得明白些，這也是一次社會由破壞走向自救走向恢復的作為。於是由這運動的完成，才有晚清的洋務運動、近代化運動；後來隨之而來的招商局、同文館、漢冶萍公司的成立，留學生的派遣，也都是由此而衍發出來的。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繼承的是《水滸》的梁山作風和太平天國的大破壞，在根本上是徹徹底底的虛無主義，很難讓國家很快走上正途。

由於湘軍之起，不僅只是一場軍事行為，而還是一場動亂引發的反省，所以，在鴉片戰爭以後，湖南便連續不斷的推動着與康梁激進主義不同的維新運動，連不是湖南人的陳寅恪先生，也自認受到它的啟發。周德偉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思考中成長出來的。大概因為如此，周德偉先生不反對革命，但反對把革命當成解決一切事務的唯一手段。周先生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日子，正是中國高舉革命的時代，他不喜歡《新青年》雜誌，即由於他們的建設先以打倒它不贊成的事物為前提，影響所及，隨之而來的「革命」便走上另一偏差，那就是以推動自以為是的某種「主義」為唯一要務。這一推動是「強制」的，不容反對的，於是「主義」就成了「革命」與「反革命」判斷的標準。甚至把「革命人權」置於「天賦人權」之上，偏激之極便只承認屬於革命一派的人能享有人權，其餘的人只要不合已意，就會遭到下放、勞改、屠殺的命運：弄得任何生存的條件都無法得到保障。這樣以來，由革命、主義、政黨組成的結合體，不管名稱為何，無一不成為壓制人民的專制。就國民黨而言，不信仰三民主義，語言文字不符合三民主義者有罪；就共產黨而言，不信仰共產主義，語言文字不合乎共產主義者有罪。如此，他們所制定的一部憲法就是一部壓制人民的機器。所以，周先生所體認出來的自由主義的「主義」是指一種精神，在根本上却是不要任何政治性的主義壓在人們的思想上面。在這方面他非常認同奧地利的思想家海耶克（F.A. Hayek 1899-1992）的主張。他到歐洲留學最大的收穫，便是受到他的薰陶。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在上世紀五Ｏ年代經由周德偉先生而推介給國人的。
他和海耶克一樣，反對集權主義，認為集權主義必然走上極權主義。到了那一地步，人只是集體控制下的一個小點，成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奴隸。這在蘇聯革命的現實中，得到了證明。它的國家制度締造者之一的托洛斯基在反省後便說過這樣的話：

在一個「國家」是唯一的僱主的國度哩，持不同意見即意味著慢慢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古訓，已經由一條「不服從者不得食」的新格言所取代了。

就因為見到這樣的弊病，周德偉先生便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文化，有價值之制度，必承認並容納個性之尊嚴。」所以，在國府遷台以後，他在對國民黨的政治建言中，首先便提出建立制度，保障人權的主張。他說：
我們承認在一有組織人群內，容納個性之尊嚴，必須有完備之制度。在政治領域內，在人人之行動領域內，如各自堅持其個人利益，漫無標準，漫無限制，亦必出於砍殺爭奪而後已。……在任何形成的民主政治下，任何哲學家、任何專家、任何偉大的學者、任何政治領袖，在決定政治方向時，與普通老百姓一樣，只能投下一票。任何人沒有多投票或強力執行己意之特權。
他所以提出這樣的意見，實在是由於對於民國以來各政黨要走的「軍政→訓政→憲政」道路有所不滿。由軍政走向訓政，其實是藉著原有的控制力量，經由教育、宣傳向人民作灌輸、洗腦的工作，於是軍事強人同時又成為思想領導、民族救星。這樣的訓政而發展出來的「憲政」，便仍然成為另一形式的專政。而更讓人擔心的，在國家機器和利益權勢的操控下，很多知識份子也隨之產生質變。周先生在回顧北伐之後竟然有一些著名的學者（如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在他們的《民生評論》雜誌上力詆民主，大倡獨裁，用來迎合執政當局。這使他領悟到一個人在品格修養方面的重要。認為宗教、道德仍然有著很大的功能。於是有人便把他視為保守的自由主義者。
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優劣之後，周德偉先生，不但在政治上反對集權主義（他名之為全體主義），而且在文化、思想上也反對威權主義，贊成中道精神。他翻譯海耶克的《自由的憲章》時，在序言中即批評西方近代思想說：
唯理主義（即一般所說的理性主義──驄註）的思想創造了法國大革命，唯物主義的思想創造了蘇聯的共產主義，及本世紀二十年代前風靡歐洲的社會主義。兩派的出發點雖異，一尊純粹理性，一重物質，但同樣為全體主義的極權政治鋪路，導致史無前例的悲劇。
於是周德偉先生也和海耶克一樣，認為自由主義必須奠基在個人的道德、文化和人權的基礎上，否則，用空洞的「人民」、「階級」等代替實實在在的個人，只會使人的一切落空。用這種方式所產生的革命，也必然會像法國大革命那樣，含有雅各賓黨那樣的專制與獨裁。
周先生認識海耶克的時候，凱恩斯（J‧M‧Keynes）的主張正大行其道，海耶克則堅持反對的立場。二人之不同處，在於凱恩斯認為：政府的干預能夠在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可以減少不穩定性，克服經濟危機，並改善預期；而海耶克卻認為政府干預從長遠看，必將束縛經濟發展，干預變成獨裁，會使經濟形勢越來越壞。並且干預的結果也必然使整個社會走向僵化。希特勒、史大林統治的德國和蘇聯以及一些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現狀，就是明白的例子。在這方面周先生是贊成海耶克的。
周德偉先生把自己的住處命名為「尊德性齋」，這名稱很有道學家的意味，為胡適、殷海光等人所不喜，但是就在這樣一座屋子裡，却能讓一些與現實權勢保持距離的學者無所忌諱地隨意交談，共同思考人類的前途；這在那個戰亂和人心惶惶的時代，實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那時，經常在其間出入的人物，除了一些五四時代的飄流到台灣的人物外，其他人也多在中年以上。他們的經歷和經驗，不僅使之面對當時的現實各自有着不同的體認和了解，而在各人的際遇方面，也各自有着難以解說的無奈。在這些人身上，讓人對當代中國的現實有著不同的思考。像顧孟餘就是一個最實在的例子。
說起顧孟餘，現在已少有人知道他是誰了。他曾是《甲寅雜誌》的撰稿人，並在五四運動後的最大一場的文化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一位響噹噹的人物，他除了用自己的名字寫了一些文章外，還用「公孫愈之」的筆名，發表了很多意見。他是學者，但因為一段時期的介入政界，便使得他的一生經常難以自處。哲學家方東美先生在回憶當年（二Ｏ年代到三Ｏ年代）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時的生活時，曾說過顧孟餘擔任該校校長時的一些故事。他說：那時學校的學生很多人沒有見過這位校長，但都對他尊敬。他當校長把課務交給教務長；把學校的生活交給訓導長，把平常事務交給總務長。他一心一意地注意世界學術的大勢和動態，每天閱讀世界各地新出版的學術著作，把留學國外和國內的學者，儘量聘請到學校任教，使得學校中的每一個人（包括眷屬）都有著和諧及努力上進的倫理關係。方東美先生說，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過得最自在的歲月。
但是這樣一個學者，由於與汪精衛的關係（他曾是國民黨中改造派的人物），在他的後半生就一直過着難以向外人言說的生活，也嚐盡了學者與政治之間的矛盾與難堪。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一段日子，更是無以為家，一九六Ｏ年來台，曾在周德偉先生家裡小住，後來在海外寂寞過世。周德偉先生也曾經進入現實政治之中，為了生活，晚年又不得不出任官職。這一些都讓他更加認識到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在入世、出世間的兩難之局。因此在他的記敘中，我們不僅惋惜這類人物的遭遇，也由此可以體會在當代中國的困局中，一些知識份子在左、右紛爭的處境中的種種難以為懷的心境。在現實社會的變動中，他們不但在政壇沒有活動的空間，甚至連在講壇、報刊發言的機會，也幾乎完全失去。當此之際，一個正直的知識份子，能夠讓自己和家人免於衣食的匱乏，已經很不容易，而還能與少數友好相互激勵，那更是非常難得的了。紫藤廬就是這樣的一個場所。在那裡，他們雖然有所憤慨，但却依然堅持對人世的關懷，默默地撒下思想的種籽。像張佛泉先生，雖然一直過着「一襲布衣，一介書生」的平淡生活，他的《自由與人權》一書，却是上世紀五Ｏ到七Ｏ年代青年們爭相閱讀的啟蒙書。這部書絲毫沒有政治意味，讀着讀着，讓人在清新中得到很多啟發。在這些人的身上，讓人見識到讀書人的風骨。
這就是當年紫藤廬存在的意義。

一九七五年，周德偉先生偕夫人離台赴美，沒有回來。周渝在父母出國以後便接管了這間住所。年少之時，雖然他也見過父親那一代的交往，但由於他們的言談一般說來都是嚴肅的，而且自己的程度也無法對之有所了解。那時他和自己那一輩年少人物的聚會，也只能躲在周渝的小房間裡東拉西扯。周老出國以後，整棟房子就立刻成為他們活動的天地，樓上樓下、樓下樓上，隨意翻騰，簡直就把這座房子變成了一座山寨。這些人物包括奚淞、林懷民、施叔青、王津平、白先勇一大票人物，就在這裡經由自我學習而走上各自後來的道路。周老一生專著於社會科學的研究，但書房中也有很多文學藝術書籍，甚至是當時在外面看不到的禁書，而且書架上還有王爾德、羅曼羅蘭、紀德、舊俄小說一類青年人喜愛的讀物。這些就鼓動起這批人的閱讀熱情。他們沒有錢去舉行餐會，就自己在廚房裡做飯，有時就留在那裡過夜。
有一次，他們不曉得如何地心血來潮，要在那裡舉行一次水餃大會，因為沒有人會煮酸辣湯，就敦請我去主廚。那時我剛結婚，住在南門市場附近，當日午後就採購了大批食材前往，像訓練新兵那樣教他們開工，那天先到的是奚淞、李昂、施叔青、王津平等一群人，過了一個鐘點白先勇也帶了一位小男生前來，水餃包完了，他們就看我如何把一大鍋酸辣湯煮將起來。然後坐在地板上開始餐會。我事情辦完，因為第二天有課就先回去了。過了兩天，施叔青來我家，對我說：「那天你早走了，沒看到熱鬧！」我問怎麼回事，他說：「他們吃飽了，喝足了，然後比賽着唱各類歌謠，接着就起了爭論。辯論得意猶未盡，就互相打了起來」。我問：「是誰打誰？」回答說：「不知道，亂打一陣，然後就東倒西歪地各自分散了。」我問：「有沒有人受傷？」他說：「好像沒有，但是周老先生的傳家之寶的圍棋盤却被打破了。」後來我遇到他們，問棋盤是誰打壞的，沒有人承認，而且嘻嘻哈哈，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麼事。
這就是周渝的紫藤廬時代的來臨。

在那樣的日子裡，每個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浪漫，但也都帶有或輕或重的虛無色彩。而且各有不同的夢想，大多不是循規蹈舉的好學生。但是這些不三不四的、相互雜湊起來的理想主義，卻也多多少少地在呆滯的青年群中渲染成為某種程度的啟蒙，甚至這種各式各樣的虛無，也可以在青年群中激發出某種生氣出來。記得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大學者，有大師所在之處也！」這是不夠的，還應該再加上一句：「大學者，是包容年青人自由思想之所在之處也。」不僅要包容學生的思想自由，還應該包容他們去做一些浪漫、虛無之事。否則，大學就必然會缺少動力，變成死氣沉沉。蔡元培先生當年能夠把嚴肅的京師大學堂變成為活活潑潑北京大學，其要點就在於此。但是到了北伐以後，執政當局把學校當成軍營管理，把教授與軍、公務人員擺在同一格局擺佈，於是教育也者，其所能做到的便只能是照本宣科的獲取記問之學而已。
紫藤廬位於台灣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之間，自從周渝把它開放以後，就漸漸成為一些知識份子的相聚的地方，那不是有計劃的，熟識的人只要很隨意的一句「到紫藤廬聊天去！」便慢慢地把一些原不認識的人聚集起來。幾次以後，彼此便成了相識的朋友。我常取笑，周渝不務正業，雖不是招降納叛，却真的像極了《水滸》中的小旋風柴進。日子久了，他便接受大家的勸告，乾脆把這座房子轉變成一座對外開放的茶館，讓大家無處可去時有一個落腳的地方。
有人說，紫藤廬早期是一些黨外人士聚會的地方，其實也不盡然。去紫藤廬的人大都是年青的知識份子，一般上班族或商場人士是不會去那裡的，那裡太素淨了，不適合一般的市民生活。但在年青的知識份子中，却是各類人物都有，他們個性中只有一點比較相近，那便是興之所至，不受拘束。那裡雖離台大很近，但常來的人也不一定都出身台大，甚至有人嘴裡不斷說着「台大，台大」，並不真的就是台大的老師和學生，他們並不是要做冒牌人物，但一舉一動，却往往被大家所認定是「台大人」。譬如一位人稱「老孟」的孟祥軻，因為自認沒做過多少好事，認定將來會絕子絕孫（其實真實情況完全相反），為自己取了一個「孟絕子」的筆名。他曾經是台大外文系圖書館的管理員，留有一大把鬍子，外文奇好，放蕩不羈，每逢有新書進來，不管上架還是沒有上架，他就先睹為快，立即向系裡的學生推荐，甚至還沒有編目就叫人先拿去閱讀，後來還了沒有，他也不大計較。當年郭松棻、劉大任一群，都是他的難友。他和台大哲學畢業的孟祥森（孟東籬）同姓不同名，是台大文學院人人皆知的「二孟」，不知道這兩位老孟的人，不夠資格稱為台大人。這兩個就是常在紫藤廬出入的。
還有一位吳翰書，也不曉得從那一年開始，他就一天到晚出入於台大文學院，不但去圖書館看書，與人高談闊論，有時還自搬桌椅向人宣講現代藝術和現代哲學，其架式比一些老教授還要引人注意。他成天「我們台大，我們台大」的叫著，後來竟然與一位外文系的女生結為夫婦。沒有他的浪漫，台大的歷史似乎就少了很多風采。他去紫藤廬就像回自己家一樣，指手劃腳，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就是那裡的主人。
於是像這些人一樣，紫藤廬就漸漸成了文化界各路人馬聚集的地方。有人沒地方練舞就去那裡排練，有人畫了新畫無人欣賞，就到紫藤廬找人作為自我吹噓的對象。這些人每逢累了，就走去紫藤廬休息，有時夜晚就席地（榻榻米）而眠。紫藤廬簡直就成了他們的家，也把那裡寫入自己的通訊地址，有人找不到他們時，也多在紫藤廬留言。唐文標在台大任教時，課餘之後常常是一群學生跟在後面，鶯鶯燕燕，好像春天來臨，他們一進入紫藤廬整個屋子就熱鬧起來。他們相互辯難，完全失去了師生的界限。這些都為學院派的台大增加另一番氣象。而這氣象散發開來，便又成為台灣的一種人文氣象，多少年後，成為一種歷史的回憶。
時間真快，這種景象現在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當年的一群老友，現在有的已經過世，有的年過七十，最年輕的奚淞、周渝等人也已度過花甲之年，頭上憑添了不少白髮。懷想著過去這一段歲月，除了不勝唏噓外，大家最大的願望，便是紫藤廬能夠一直維持下去，即使面對消費社會的潮流，也不要失掉它原有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