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在紫藤廬的老家的客廳裡或飯桌上，場面與氣氛卻不是經常那麼令人陶醉，父親有時會陷入一個惡劣的情緒中，他經常開口大罵蔣介石（在湖南口音中聽起來像是「蔣該死！」）或者痛責當時政壇中某些大官僚或民代。他常為當時某些特殊的政經政策的幼稚無知或其背後的卑鄙動機而氣憤不已。
我還記得，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政策下，有些年輕人被抓走了，家人朋友有來請託父親，希望以它在黨國中的資深地位與朋友網絡，能將被抓進去的人保出來。我聽到父親為他們打電話，求託朋友，尋求途徑去說服有關方面，但終難能有效果。其中有一次是我大姐再師大附中高廿六班的劉姓導師，正值他卅十左右的英年，是許多學生心目中的偶像，大姊為它的被捕哭哭啼啼地求助於父親，父親雖經努力，卻也愛莫能助。相對於抗戰前後，父親能從國民黨政權的軍警系統中保出許多學生來說，蔣介石是到台灣以後，才將他的法西斯性格的鐵腕充分施展出來。
這裡時間需再倒退廿餘年，父親留歐負笈在名經濟學者暨思想家海耶克門下，因中日戰爭爆發交上剛完成的論文後就匆匆回國，擔任湖南大學經濟系系主任，與時任湖大文學院長前北大老同學李壽雍先生，合作創辦《中國之路》半月刊，闡揚自由主義、民主、法治、人權與市場經濟等學理與主張，並對當時的共產主義或左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嚴加批評；使得那時全國學生普遍左傾的氣氛中，湖大文法學院的學生卻未受到蠱惑，但湖大工學院卻成了左翼的基地。
父親年輕時貧困、顛簸，卻始終心懷大志，辛勤為學的目的在救國救民，這使他在北大從哲學系轉入經濟系，留歐時深入奧國學派與北歐學派的經典研究。他在經濟學理的造詣十分深厚，但這種「大經濟學」內容十分複雜，包含了法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歷史研究，他在這方面著述甚豐，卻難為一般學界人士讀懂。來台後的主要建樹，是他在財政部內奮鬥七、八年的外匯貿易改革方案，終於在1958年尹仲容任外匯貿易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擔任副主任委員時完成，除去了當時我國對外貿易的大障礙，引導台灣順利地進入世界經濟，迅速建立起市場經濟體質，造成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
但他認為那只是他的學問的牛刀小試。他常感嘆，說德國的艾爾哈德學問不及他，卻能復興戰後的德國，他卻無此機運；以他學問的廣博深刻，給他機會，他自況能超越中國歷史上的名相王安石，真正完成維新改革的大業，而他的宏願又豈止是經濟的改革，而是涉及整個自由、民主、法治大社會內各種重要基礎的建立。我家掛的字畫經常換，但只有一幅字是他掛在牆上絕不換下的，那是他請吳稚老位他書寫的中庸名詞；「尊德行、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五O年代初期，他曾定期邀集來台的自由主義學者們，如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夏道平……等在我家聚會，因為這個聚會，使我家經常在特務的監視當中。
當我進入青年時期時，他已進入晚年的深刻挫折，痛苦與病魔纏繞中。他一介書生，退休時兩袖清風，五個子女每人分得的預贈「遺產」是，每人一幅張大千或齊白石的畫，外加幾幅字，如是而已。他送給我的那幅齊白石的蝦子和螃蟹，在我搞耕莘實驗劇團時賣掉了。他晚年靠子女寄錢過活。肯定他平時作風剛直。得罪當道，退休前又曾揚言要辦雜誌，因此他退休時未得到其他退休高級官員類似顧問一類的安頓，僅給他十六萬退休金就掃他出門了，這點母親始終記得而感到為他憤憤不平。
雖然晚年常為疾病所折磨，但他仍在母親辛勤的扶持下，經過幾年的努力，翻譯完成了海耶克八十萬字的巨著《自由的憲章》。以及好幾篇共十餘萬字將西方自由哲學、法治思想、功效哲學與中國如學做深度對話與討論的文章。
父親於1986年在美國洛杉磯去世。這些年來，在老成凋謝中，已逐漸為人所淡忘。近幾年兩岸交流，大陸復旦大學教授朱學勤來台，在紫藤廬中看到父親的遺照與「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對聯，一時感動莫名，回去後在一本書的序言中，說看到這幅對聯所感受到類似「頓悟」的衝擊，引起大陸眾多知識份子的共鳴，終成為大陸知識份子在網路文章上經常引用的名聯。
漸漸地，又有人發現周德偉實在是中國百年來知識界全面反傳統及幼稚的科學主義氣氛下，極為罕見的堅毅不移地從繼承中國文化道統的立場，將西方最珍貴的自由主義傳統極其複雜的學理融會進來的人物。中國社科院學者陳明先生首先指出此一重要性，而最近應殷海光基金會邀請來台做研究的另一中國社科院的學者賀照田，在看到先父的部份文章及手稿後說：「殷海光先生只比時代超前一點點，所以大家了解他；周德偉先生比時代超前太多了，所以不易為人所了解。」當「不易被了解」被認知時，正是了解的開始，相信歷史終會給出一個正確而富有深廣意義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