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紫藤廬”位於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向右走與臺灣大學溫州街上的教師宿舍只隔一道窄巷，這兩條街幾乎是相連接的，一側與臺灣大學也很近。我父親周德偉時任關務署長，並兼任台大經濟學教授，他與殷海光、張佛泉、夏道平等教授是好友，所以紫藤廬就成了臺灣這些學者經常聚會的地方。

1950年起，雷震和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還有張佛泉、夏道平、徐道鄰等十余位學者每兩周在我家有個定期聚會，當時這個院落還不叫“紫藤廬”，我父親為他的書齋取名“尊德性齋”，典出中庸“尊德性，道問學”。這個房子是財政部配給他的住宅。這一帶原是日治時期日本人比較高級的住宅區，帝國大學（即後來的臺灣大學）教授和一些官員的住宅區，具體是誰住在這套宅子，就不知道了。我查了電力公司的送電記錄，最早的送電記錄是1920年。

日本人在臺灣建了幾個國營企業,如工礦公司、台糖公司、煙草公司。。。等等，他們退走後，一切收歸國民政府所有，然後分給好多部門，像我們那一帶有分給台大的，分給臺灣銀行的，還有一些其他機構的。

雷震、殷海光他們來這所房子開始聚會時，我還不到十歲，坐在角落裡聽不懂他們講什麼，但是從殷海光帶來的大學生的神情上看，他們有些人對於我父親講的話聽不太進去，態度有些傲慢。這個時候，殷海光常是一聲不吭，不反對也不贊同。在那段時間，他的幾位比較活躍的學生，把所有講中國哲學的人統統打成“玄學鬼“！

很多年後，我問過父親當時在談什麼，才知道父親一方面是在宣講他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和觀點，另一方面是講儒家自孔子到司馬遷的傳統。而殷海光本來繼承的五四時期反傳統的觀點，那時他在哲學上正熱衷於“邏輯實證論”，他的學生當然也是站在反傳統的立場，自然與我父親的思考是有抵觸的。這個純教授們的聚會和討論，進行了半年多而被迫停止。當時我們家對面的糖果店是特務開的，家裡的電話也被監聽。記得在蔣經國正式接位前，有位負責監聽但又非常佩服我父親的特務，有天悄悄地來提醒我父親，在電話中罵任何人都無所謂，但不要再罵蔣經國了。那時有圍繞哈耶克經濟學理論進行一些討論。我在1992年父親90冥誕時曾經寫過一篇《通貨膨脹會破壞文明的基礎》刊在中國時報副刊（刊發時，被編輯更名為《糖果店對面的春天》）。父親深刻地看到不良的經濟體制與政策，會嚴酷地影響與扭曲社會中人性與文化的發展。

父親在召集這個聚會的開始，就提出希望每一個人把他所瞭解的自由主義的書都提出來。當時我父親提了四個最重要的學者，父親在他後來的文章中，有說到他提出的是哈耶克、哈耶克的老師米塞斯，還有卡爾.波帕與盧布克，可惜盧布克當時只有德文著作，始終沒有被引薦進來。

在我家聚會的人，常常聽到我父親批評蔣介石；德國那個時候已經吃到集權的虧了，而這邊蔣介石還要用極權這一套，在臺灣變本加厲地繼續用獨裁來嚴酷統治。

父親是英國經濟和政治學家哈耶克的第一位中國學生、入室弟子，1937年他遞交了用德文寫的《中立貨幣論》博士論文就回國任教了。他堅決反對當時以蘇聯為主導的計劃經濟，認為蘇聯這樣的計劃經濟必定導致集權，所以他極力宣導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我記得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跟家人和朋友大談他在國民黨中央及行政院每次的會議中，他都是單槍匹馬與其他主張計劃經濟的學者與政客激辯。終於把所有計劃經濟學者們與政客們都駁倒，使他們沉默。（而跟來臺灣的兩個小黨：社民党與青年党，也都是極力主張計劃經濟。）

就是在這個五十年代初期的聚會中，父親把手中那本哈耶克的國內孤本《通往奴役之路》，推薦並借給了殷海光。後來，殷海光把這本書翻譯出來，雷震將譯文連載在他主編的《自由中國》雜誌上。這本書是哈耶克寫給大眾看的唯一的一本較淺顯的書，也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的闡述中最著名與流行的一本，1944年在英國出版。主要是講社會主義經濟為何會變成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又將如何變成統治經濟，最後如何變成政府操縱的極權主義，形成不容許個人自由的集權政治。

殷海光翻譯了這本書，認為它是對國民黨當局與蔣介石的一個很厲害的抨擊武器。他的譯文中有強烈的態度，一種情感的態度，這是由於他的五四反傳統精神使然。可是哈耶克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他寫東西完全不溫不火的，他認為寫文章用的應該是光而不是火。

殷海光晚年，大概就看到我父親後來翻譯的《自由憲章》，當然他也可能看到英文原文，我想這影響了他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瞭解了正統的自由主義，對社會與歷史的觀點，是奠基在社會演化論上; 但可惜已經太遲了，他英年早逝，來不及寫下這方面的思想了；但他對ㄧ代學子的影響，仍是五四反傳統式的。當然，殷海光先生樹立的是，在威權政治下不屈的獨立人格。

聚會被解散之後，夏道平還會經常來與父親討論學問，一直到1975年父親出國以後仍通訊不斷。

這段聚會，雖然短暫，卻開啟了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在臺灣的建立。除了殷海光翻譯了《通往奴役之路》外，張佛泉開始寫作《自由與人權》一書。後來因張佛泉跟東海大學有衝突就轉到香港去了，所以這篇書稿就交到香港出版。

幾年前，曾經由兩岸三地的出版界評選各地最重要十本書。出版于1950年代的《自由與人權》即入選香港幾十年來最重要十本書之一。那個時候在華文世界講自由主義的理論很少，所以那本書的重要性就變的非常突顯。

父親陸續發表了幾篇很有份量的論文，並集結成《人文現象的理解》一書，可惜這本書由於文字太深，又是融合了哲學、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艱深論文，很少人能讀得懂，或有耐心去看。

夏道平用自由主義的理論，在《自由中國》上寫了一連串評論文章，後來他長期翻譯了奧國學派，海耶克與米塞斯的重要著作。

胡適的自由主義是來自杜威的，這種理論很容易向社會主義靠攏，按照哈耶克的經濟學理論，一靠攏就危險了，但胡適他們是沒有這個警覺的，因為都不懂經濟學。

家中長期來往的人中有白崇禧，他來就是下圍棋及吃飯，他總是一言不發。他們北伐時就認識，父親在北伐前曾任武漢民報副刊的主編。所以北伐時為桂系請去負責宣傳，幫他們寫宣揚文字，他帶一組人，總是走在桂系李品先部隊的前方。李品先也常來下圍棋聊天。

大我十幾歲的大哥周弘進了台大經濟系後，經常帶好朋友回家與父親聊天，李敖、陳鼓應也經常是我家客廳與餐桌上的座上客。他們這些窮學生都愛吃母親做的好菜。我記得父親與他們的談話，比較少談哲學和經濟學，經常議論古今中外歷史。

父親的一生，以儒家憂國憂民的情懷，做的是政治、經濟、社會與哲學的大學問，當然沒有像直接搞藝術貼近生活。對我而言，那是一種很艱苦的事情，需要很大的毅力。他希望在傳統儒家學說與社會基礎上，引進西方的自由主義。晚年即使在身體病痛中，仍用心翻譯出哈耶克約六十萬字的《自由的憲章》。在這部書的各章批註中經常引用與對照儒家的哲理，如將中庸的思想與中立貨幣論相對照，強調動態的中立。

父親一生清廉，沒存下什麼錢，只給孩子每人留下一幅畫與幾幅字。他到美國之後，我為了搞耕莘實驗劇團，就把留給我的那幅齊白石蝦子水墨畫賣了。

1976年，這所房子裡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看到一些真誠而有希望的藝術家的作品不被重視。全社會積極搞經濟，當時正是臺灣經濟開始騰飛的時候，到處是加工工業的痕跡，都市缺乏規劃，十分髒亂，人們已經被迅猛發達的經濟壓垮了，活得像蟑螂一樣，很壓抑，拼命地工作。

我認識天主教耕莘文教院的李安德神父，就在這個機構下創辦了耕莘實驗劇團，並試著將劇碼不送政府單位審查。當時有些學習藝術的學生沒地方去，就跑到我劇團混、在我家住。就在這個院子裡辦展覽、排演舞臺劇，這也是臺灣小劇場運動的開始。一場劇三、四十分鐘，一次能演出兩、三個劇碼。

從我主持老宅以後，這裡的活動發生了轉向。當時我覺得整個社會很苦悶，而戲劇是最能探索人在一個時代中的命運。老房子此時發生的故事，是和年輕藝術家們以各種形式走進這座老房子開始，這個房子也走向了普羅大眾、走向文化青年了，它所見證的故事，不再僅僅是文化階層的事情了。

我們演臺灣社會很底層的人，清道夫、黑道的混混、快餓死的人。以這個院子為基地，在耕莘文教院搞得熱熱鬧鬧的，電影欣賞與小劇場演出，大約搞了兩年不到，我就被逼走了。政府無法審核我們的劇本，禁止我們演出，但他們還有一個辦法：因為這是一個開放性的社團，他們就安排一些可能是有任務的職業學生來加入，加入了就搞顛覆，要把我趕走。後來李神父與我就解散了由我主導的劇團，交給了少數幾位真正熱愛戲劇的年輕人，以更專業的方式，延續的這個劇團的生命。在此前不久，臺灣桃園縣剛發生了中壢事件，1977年的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在桃園縣長選舉過程中做票，憤怒的中壢市民包圍中壢市員警分局還放火燒毀了警察局。

我對那種抗爭的手段和行為能夠導致這個結果----推翻了弊案，還能當上縣長----感到震驚。這一事件的影響力，影響到不少青年學生，我就是受了這個影響，才跟著陳忠信一起參加了黨外運動。

少數沒有被抓進去的人，如林濁水、蘇治芬….等都逃到了我家。當時報紙輿論全面撻伐，都說美麗島集團是在搞叛亂，就是用輿論來未審先判了。這時需要有人來寫一篇法理文章駁斥報紙。因為我有精讀過哈耶克《自由的憲章》的基礎，曾在美麗島雜誌第二期寫過一篇《法治的敵人》，所以就被叫來寫了這篇困難的文章：《政治事件審判的法律神話》，七千多字。在1980年三月康寧祥主導的黨外雜誌《亞洲人》復刊後的第一期刊出。美麗島事件是在1979年12月10日發生，黨外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與外界隔離毫無音訊，社會充滿了恐怖氣氛，當時臺灣法學界無人敢寫此類文章。這期雜誌還刊出魏京生在北京受審的答辯全文，共二萬餘字，是轉載自人民日報，這提供了一個給蔣經國政府的最佳壓力。這期雜誌出版後，劫余的黨外人士，以康寧祥與張德銘為主組織起來的辯護律師群，才取得了更堅強的立場，為美麗島事件受難者辯護。

雜誌出刊後不久，我要求見父親的老友當時的司法院院長黃少谷先生，之前二天，我就將此雜誌送進司法院。黃少谷先生約見我，見面時他對我說：你的文章我看了，你的意思我也瞭解，還有什麼意見要陳述的。我說希望美麗島這個案子要好好處理，這些被抓進去的人是由於政治信仰的不同，是應該要被尊重的，審判時應像魏京生一樣，被允許發表他們個別的政治信念; 我還嚴肅地提到這個事件如處理不好，會使以後外省人和本省之間的問題更趨嚴重。

黃少谷當時是蔣經國最信任與尊重的人。後來我們看到美麗島大審，是公開的，報紙每天幾萬字幾萬字的全程報導，而大審的最後一天，也給了每位當事人自辯的時間，自辯文也是全文公開。所以那個審判一完結後，整個社會人們被壓抑的情緒都宣洩出來了。當時幾位辯護律師，如陳水扁、尤清、謝長廷、蘇貞昌….等，之前都不是黨外人士，事後卻成了光榮的辯護律師。因了這個特殊機緣，他們都成了民進黨成立與今日臺灣政治的重要人物。

美麗島事件坐牢的那些人中，六位最重要的受刑人，有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與林宏宣，是關在同一處監獄。有一次聽說美國國務卿寇里斯朵夫要到臺灣來訪問，他們決定在牢裡發起一個絕食運動，想引起美國的注意。其中幾位的太太就來紫藤廬找我們商量，是否我們這些在牢外的人可作些事情，有人提議：牢外的人也來辦個絕食運動，絕食者以幾位因作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而成為臺北市議員的黨外人士為主，如陳水扁、謝長廷….等，還有江鵬堅、尤清、林正傑、洪奇昌等重要人士，當時新生代分為二派，從美國回來邱義仁那一派人（即後來的新潮流），認為應該有比較深的籌謀;他們認為：運動不能由牢裡來領導牢外，他認為不要再去消耗，去搞這個呼應。但範巽綠與我認為這是個機會，也是道義，當然要絕食呼應。

記得在一決定性的會議中，我說我向來負責的是文字與宣傳，只要有人絕食，我相信可以讓這個資訊傳遍全世界，臺灣不報導，國外報紙一定會出現。結果我覺得我這句話一出，整個會議氣氛改變了，基本上都贊成了。這件事發生在1984年五月，也就是在紫藤廬茶館正式成立三年後，這也是我為黨外參與策劃的最後一件政治活動。當然，在解嚴（1987年）之前，紫藤廬一直是黨外活動的一個重要據點。

紫藤廬支持的面向，除了原有的藝文活動外，也包括了非以政治性主題的社會運動，同時一份非學院的《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於1986年開始在紫藤廬醞釀策劃，由陳忠信、傅大為、夏鑄九、錢永祥、鄭村祺等人主導，于1988年創立至今。

當時的國民黨作為執政黨，一心想把紫藤廬這片土地跟宅院收回去，於是，一大群朋友開始想辦法如何搶救紫藤廬 ，因為這所房子保存了大家的珍貴歷史記憶。財政部透過法院，把紫藤廬的院牆與內半部日式房舍部份釘封起來，只剩下三分之一的部份二層洋房，因為這部份是父親自建的。

幾位會出主意的朋友，叫來媒體，他們前一晚先偷偷把釘子啟開，然後由胡茵夢、丁乃竺二位名人對著攝像機，一巴掌把木夾板擊倒；同時聲明財政部與法院的做法，違背中華民國文化資產保護法，因此紫藤廬恢復了舊觀並繼續使用 。

陳水扁當時是臺北市市長，夏鑄九教授是台大城鄉所主任，他建議我們把紫藤廬提出古跡申請，並知會了臺北市政府， 於是我們得到通知，可以遞呈申請書，請專家做歷史的鑒定。夏鑄九教授指導二位台大城鄉所研究生，于一周內趕出了一個很厚的、圖文並茂、扎扎實實的申請書。

這裡曾經是民進黨搞黨外運動時很重要一個活動地點，陳水扁肯定要保護。歷史古跡的評審有七位，都是學者。紫藤廬的審查一通過，“市定古跡”的指令就立刻下達。好笑的是，古跡指令公文送達時，正好是法院在紫藤廬釘隔離木板。

紫藤廬被指定為市定古跡以後，接下來馬英九當選臺北市長，龍應台出任第一任文化局局長。文化局對古跡有管轄權，她才能夠知會當時財政部內的管理單位海關署，按照文化資產保護法，海關署不但要保存它的古跡原貌，還要懂得它的人文精神，把它經營成活的，並且這個茶館還要重現原來的文化精髓。

海關署當然不懂這些怎麼做，於是文化局就要求考慮無償撥給文化局來用。
這樣，這座有著許多的歷史意涵和幾代人記憶的空間才算保留下來了，並且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

紫藤廬的陽光和風透過茂密的植栽，散在院落石板上或屋內地板上，風移影動，當客人進來，頗能抖落塵俗，進入一種交織著自然與人文的深邃美境。紫藤廬有許多有意義的藝文展覽和演出，比如古琴、南管、昆曲與一些新的創作展演等，並始終支持新生的有才氣而認真的藝術家。

走過艱難的歷史，又進入現代科技與理性的文明，舊的創傷並未療愈，新的壓力紛遝而來，我們面臨著精神認同與精神出路的問題，在西方他們依憑著傳統宗教與人文的探討，這是他們精神修復的重要力量。在東方，我相信包含了儒道佛三家長久而深厚的哲理與智慧，也就是實踐了幾千年的天人哲學，能給我們豐富的資源，相信一條曲折卻又開闊的大道，會在歷史的實踐中逐漸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