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時代裡的開放空間

禁忌時代裡的開放空間王津平

我和紫藤廬的淵源可能比一般人還深些。在紫藤廬還只是周渝的老家時，我就曾和周渝「同居」在此，並經常和一票朋友進進出出，甚至以周渝家為家，感情上比自己的家還親。我們那一代的文藝青年就在這裡的集體記憶中渡過了青澀的青春期，至今它仍是我生命中最珍貴的一段美好時光。

當時的紫藤廬不僅是一個「家」，我認為它還是戒嚴的禁忌時代裡，一個開放的言論空間。周渝的父親傳承了五四以來知識份子較開闢的胸襟與及視野，而且飽經民國以來的憂患，對於提攜後進，有很大的熱情。他容許年輕人在這裡為了真理、為了辯學，和長輩爭執得臉紅脖子粗的、以身作則的民主修養，對我往後的教學生涯，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當時在紫藤廬出入的學者，禁忌下的人物、文化人等，都是我早期思想的重要啟蒙者。比如，「傳統下獨白」的李敖，以及熱愛中國文化的辛意雲、高信疆、奚淞、蔣勳等等。

我記得我們幾個朋友在大一、大二時辦了個讀書會，讀「詩經」，每次聚會奚淞總用書法工整地抄文，還畫上插圖，辛意雲、蔣勳、周渝就分從不同的藝術、社會、經濟等角度侃侃而談，非常有趣。當時周渝家和奚淞家是我們最常聚會的地方。但奚淞家的氣氛就詭異多了，經常是門縫、窗隙都有眼睛在偷窺。原來是奚淞家人很擔心我們這些年輕人會搞出什麼造反的名堂來。

現在年輕人恐怕很難想像那個年代的風聲鶴唳、驚濤駭浪是怎麼回事了，但是我認為，從燃燒理想的七十年代，跨度到破除禁忌的九十年代，紫藤廬這個曾經見證歷史，留駐許多人情感的公共空間，是應該值得記上一筆，值得大家珍惜保存下來的。周渝從耕莘實驗劇場的草創階段，就關注台灣的電影、繪畫、戲劇，乃至茶道美學的復興，三十年下來，他在藝文界有心無心建立的人脈，可能是超乎他自己的想像的。我認為他如能進一步跨到校園裡去，跨到社區裡去，甚至成立紫藤文教基金會來作些事情，使受惠的人更多，那影響力是不可小覷的。

今天，紫藤廬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連我這個粗線條的人都不免為它失眠。
我不免要質問政府：光復之後，何嘗為任何一個人文空間作過努力？紫藤廬已經是台北人文景觀重要的一環，我建議大家都來幫助它、支持它，大聲地告訴政府，我們需要這個小小的紫藤廬！

(本文為口述記錄，為聲援1997保存紫藤廬運動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