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築史及都市史上的價值──

就紫藤廬的地緣關係來看，它位於璢公圳旁，台大及師大之間。在日據殖民時代，羅斯福路、溫州街往北至金華街乃至仁愛路一帶，是日本公務員、教師居住的地段，本島人則集居在艋舺、大道埕一帶，不能在這裡落腳。作為殖民社會的區域配置而言，這是有種族隔離色彩的。而且即便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段，也有階級之分，越往北，越接近城市的中心，居住者的位階越高，房宅的格局也越大，往南則越小。所以目前我們還可以在仁愛路一帶看到日據時代大格局的房宅。這是殖民城市的佈局及殖民城市建築的一個特色。紫藤廬建築本身則既有上述日式建築的特色，又揉合了明治維新後西式建築的影響，有些房間已有西式現代建築語彙的元素。這類房子目前已所剩無幾，因為這一帶的地價房價奇昂無比，老房子很難逃離拆除改建、換取經濟利益的厄運。因此，今天紫藤廬能夠以古蹟的面貌保存下來，在建築史上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二）就都市史而言紫藤廬亦有其意義──

光復以後，周渝的父親周德偉，以及幾位崇尚自由主義的學者如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經常在此出入。殷海光的舊宅甚至就在後方的巷內。當時的紫藤廬可以說是自由中國雜誌以及團結在此雜誌以下的一群自由主義學者聚會議論的地方。這在台灣政治史以及社會史上有相當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周渝的好友杭之被捕入獄，一干關心台灣民主政治的朋友心情苦悶，鎮日在此喝茶喝酒，大發牢騷，於是有人就建議周渝何不乾脆賣茶？從此開啟了紫藤廬茶館的序幕。所以，紫藤廬是台灣現代茶館的第ㄧ家，也是都市公共空間亦即公共領域的濫觴。而這樣集政治異議份子、文化人、前衛藝術家們的聚會談會，訴諸於文字，往往就形成了報章媒體上的輿論。這樣的公共空間在歐洲十八世紀浮現的時候，有的發展成沙龍，有的則是咖啡館、小酒館，而在台北就發展成了紫藤廬這樣類型的公共空間。我覺得紫藤廬能否保存下來，用什麼形式保存下來，端看台北是不是巴黎、倫敦，是不是柏林、維也納，這是對台北市民的一個考驗。在這樣的基礎上，我認為紫藤廬就是台北市歷史的一部分，理應指定為古蹟。因為古蹟的指定與否和建築年代是否滿百年並無絕對關係，端看建築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而紫藤廬指定為古蹟之後，我認為還有兩層意涵應予重視：
（一） 完成古蹟指定的法定程序之後，我認為市政府都發局應該變更其住宅區為保存區，如此紫藤廬的土地市場價值被凍結，而僅有保存、使用的價值，紫藤廬此一古蹟的保存才算一勞永逸，才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二） 此次搶救紫藤廬事件引起了市民、政治人物、藝文人士以及平面、有聲媒體廣大的聲援及連署行動，而且連署人士達千餘人之多，並成功地促成了古蹟指定的順利通過。我建議關心文化、古蹟保存的立委們，應重視此一行動所透露的意涵，著手修改文化資產保護法中的古蹟指定方式，在學者專家背書、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指定的管道之外，另闢蹊徑，讓小市民也能透過連署人數達一定門檻的方式來捍衛他們心目中值得保存的古蹟。古蹟保存絕不是少數專家學者的專利權，如能比照紫藤廬事件，將古蹟保存與市民認同、市民參與相結合，將使古蹟保存更容易為市民接受，同時也是古蹟保存制度及觀念上的一大突破。
至於以後的經營權，我認為應和產權分離，政府部門不要咬住產權不放，而是居於監督地位，然後委託第三部門如民間文教基金會託管，再由官方、古蹟學者、藝文人士、周渝共同組成具公信力的管委會來運作。在維持現有的精神形貌。繼續經營原則下，財務及決策過程都可以公開，接受大家的監督。當然，既為公共空間，內部的空間使用大可再做詳細的規劃，如何回饋藝文團體使用，也可再做細膩的討論。
總之，關鍵不在財產的歸屬，而是空間的使用，如何用，誰來用，以及怎樣才不致斷送紫藤廬的特色及生機。我才不在乎它是誰的，我在乎的是誰愛護它，能維續它的精神生生不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結局就是政府某單位聲稱主權所有，然後收回去關起門來養蚊子。據我所知，大安區內許多零星公有地就有這樣「暴殄天物」的，我誠心希望這一次有關單位不要再把生機盎然的一個活古蹟給搞死了。

當時我在紫藤廬的老家的客廳裡或飯桌上，場面與氣氛卻不是經常那麼令人陶醉，父親有時會陷入一個惡劣的情緒中，他經常開口大罵蔣介石（在湖南口音中聽起來像是「蔣該死！」）或者痛責當時政壇中某些大官僚或民代。他常為當時某些特殊的政經政策的幼稚無知或其背後的卑鄙動機而氣憤不已。
我還記得，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政策下，有些年輕人被抓走了，家人朋友有來請託父親，希望以它在黨國中的資深地位與朋友網絡，能將被抓進去的人保出來。我聽到父親為他們打電話，求託朋友，尋求途徑去說服有關方面，但終難能有效果。其中有一次是我大姐再師大附中高廿六班的劉姓導師，正值他卅十左右的英年，是許多學生心目中的偶像，大姊為它的被捕哭哭啼啼地求助於父親，父親雖經努力，卻也愛莫能助。相對於抗戰前後，父親能從國民黨政權的軍警系統中保出許多學生來說，蔣介石是到台灣以後，才將他的法西斯性格的鐵腕充分施展出來。
這裡時間需再倒退廿餘年，父親留歐負笈在名經濟學者暨思想家海耶克門下，因中日戰爭爆發交上剛完成的論文後就匆匆回國，擔任湖南大學經濟系系主任，與時任湖大文學院長前北大老同學李壽雍先生，合作創辦《中國之路》半月刊，闡揚自由主義、民主、法治、人權與市場經濟等學理與主張，並對當時的共產主義或左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嚴加批評；使得那時全國學生普遍左傾的氣氛中，湖大文法學院的學生卻未受到蠱惑，但湖大工學院卻成了左翼的基地。
父親年輕時貧困、顛簸，卻始終心懷大志，辛勤為學的目的在救國救民，這使他在北大從哲學系轉入經濟系，留歐時深入奧國學派與北歐學派的經典研究。他在經濟學理的造詣十分深厚，但這種「大經濟學」內容十分複雜，包含了法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歷史研究，他在這方面著述甚豐，卻難為一般學界人士讀懂。來台後的主要建樹，是他在財政部內奮鬥七、八年的外匯貿易改革方案，終於在1958年尹仲容任外匯貿易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擔任副主任委員時完成，除去了當時我國對外貿易的大障礙，引導台灣順利地進入世界經濟，迅速建立起市場經濟體質，造成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
但他認為那只是他的學問的牛刀小試。他常感嘆，說德國的艾爾哈德學問不及他，卻能復興戰後的德國，他卻無此機運；以他學問的廣博深刻，給他機會，他自況能超越中國歷史上的名相王安石，真正完成維新改革的大業，而他的宏願又豈止是經濟的改革，而是涉及整個自由、民主、法治大社會內各種重要基礎的建立。我家掛的字畫經常換，但只有一幅字是他掛在牆上絕不換下的，那是他請吳稚老位他書寫的中庸名詞；「尊德行、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五O年代初期，他曾定期邀集來台的自由主義學者們，如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夏道平……等在我家聚會，因為這個聚會，使我家經常在特務的監視當中。
當我進入青年時期時，他已進入晚年的深刻挫折，痛苦與病魔纏繞中。他一介書生，退休時兩袖清風，五個子女每人分得的預贈「遺產」是，每人一幅張大千或齊白石的畫，外加幾幅字，如是而已。他送給我的那幅齊白石的蝦子和螃蟹，在我搞耕莘實驗劇團時賣掉了。他晚年靠子女寄錢過活。肯定他平時作風剛直。得罪當道，退休前又曾揚言要辦雜誌，因此他退休時未得到其他退休高級官員類似顧問一類的安頓，僅給他十六萬退休金就掃他出門了，這點母親始終記得而感到為他憤憤不平。
雖然晚年常為疾病所折磨，但他仍在母親辛勤的扶持下，經過幾年的努力，翻譯完成了海耶克八十萬字的巨著《自由的憲章》。以及好幾篇共十餘萬字將西方自由哲學、法治思想、功效哲學與中國如學做深度對話與討論的文章。
父親於1986年在美國洛杉磯去世。這些年來，在老成凋謝中，已逐漸為人所淡忘。近幾年兩岸交流，大陸復旦大學教授朱學勤來台，在紫藤廬中看到父親的遺照與「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對聯，一時感動莫名，回去後在一本書的序言中，說看到這幅對聯所感受到類似「頓悟」的衝擊，引起大陸眾多知識份子的共鳴，終成為大陸知識份子在網路文章上經常引用的名聯。
漸漸地，又有人發現周德偉實在是中國百年來知識界全面反傳統及幼稚的科學主義氣氛下，極為罕見的堅毅不移地從繼承中國文化道統的立場，將西方最珍貴的自由主義傳統極其複雜的學理融會進來的人物。中國社科院學者陳明先生首先指出此一重要性，而最近應殷海光基金會邀請來台做研究的另一中國社科院的學者賀照田，在看到先父的部份文章及手稿後說：「殷海光先生只比時代超前一點點，所以大家了解他；周德偉先生比時代超前太多了，所以不易為人所了解。」當「不易被了解」被認知時，正是了解的開始，相信歷史終會給出一個正確而富有深廣意義的答案。

後來，我個人雖因生活上的機緣，蟄居北投，脫離了紫藤廬的生活圈，但和周渝仍有私交，對紫藤廬也始終有著一份惦念。
對紫藤廬的未來，我是懷抱著非常大的嚮往的，因為這樣一個由民間自然醞釀，同時又可以自足回饋的文化場所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我呼籲政府不要存著「只要有錢，可以撥來憑空做任何事」的心態，因為那往往是沒有根的，非常飄移不定的。為什麼紫藤廬充滿生機，大家今天這麼急切地來保存它，就因為它是個持續成長的地方，它的精神和許多人血脈相連。
舉個例子來說，我原本今天邀我的小女兒雷光涵一道來紫藤廬，但她說她不願意再來，怕即將有什麼改變，她將覺得惆悵。光涵來到紫藤廬時才五歲，現在卻已是一個亭亭的電台記者了。她告訴我，她還很清楚記得：小時候坐在紫藤廬的窗簾旁，透過窗子凝視巷裡的風景，耳邊滿溢著當時大人們沈緬其中的無邊歡愉、笑語……，隱隱感受到的溫暖與飽滿。
我真的誠心希望屬於我們那一代朋友以及下一代的歷史記憶永遠不致磨滅，永遠延續下去。

走進紫藤廬的院子，唯一新式的大窗玻璃貼著兩紙古蹟保護的公文，上面寫著市長陳水扁。二十年前，這裡是黨外人士最常眷顧的文化場所。美麗島事件前，主人周渝已在黨外雜誌擔任編輯工作。他的父親周德偉，原任職海關署署長，紫藤舊宅一半是公家配的宿舍，一半是周家自己花錢蓋的。周德偉為海耶克的信徒，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著國民黨政府遷移來台。國亡家滅，璢公玔旁的紫藤廬，雖已重蓋了這麼一個古意盎然的周家新宅子，卻永遠掩不住時代的恨與傷。
那個年代，1950年，周德偉的家聚集了以台大為中心的知識份子，討論時政。批判蔣氏政權，反省國家為什麼亡了。中國沒落了，國民黨撤離了，知識份子不會甘心。他們辦《自由中國》，發《文星雜誌》。蔣家打不贏共產黨，卻打得死知識分子，周德偉那一代凋零了，給台灣留下一棟老宅和周家子女周渝等人。
周渝年輕時，就是一副老人相，他的臉就像一片捲起的上好茶葉，有刻紋捲角，但烘焙地恰到好處。認識二十幾年，他的相貌及衣著改變極少，下巴總適時留著幾根不太茂盛的鬍鬚。記得他年輕時，眼皮就已下垂了。承接著父親古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氣息，或許時代擔子太重，年紀輕輕已駝了背。守著他父親留下的大宅，破破舊舊的，還沒改成紫藤廬前，走起路來地板還會喀吱喀吱作響，好像隨時就要垮了。
周德偉死了後，兒子周渝把房子分租給台大附近的學生與外國人，因為有個院子，特別顯得有氣息，大家喜愛來住，他還把現在靠近廚房的邊間，免費借給立法委員林濁水、現任文建會駐巴黎文化中心代表廖仁義居住。一窩子下一頓飯都不知道在哪裡吃的讀書人，聚集周渝的老家，伴著紫藤老樹，花開花謝，度過了他們最困苦的歲月。美麗島事件後，周渝上街發傳單，那個時候，大家只知道反抗國民黨，沒有什麼思想武裝，周渝最常提到自由主義。他最愛寫大字報，紫藤廬馬路旁邊的圍牆，就是一面地景絕佳的民主牆。高雄事件時，周渝一張又一張地貼著大字報，連續抗爭了幾年。
周渝幫忙著受難者家屬參選，我特別記得周清玉，也就是姚嘉文的太太，第一次以受難者家屬出來選時，每一次演講都會播著「望你早歸」。我和周渝坐在根本不成形的貨車上，周渝低聲自語「這首歌是台灣所有民謠中最美麗的歌曲」。那是一個悲劇的年代，一段悲劇的音曲，有一個適時悲劇造型的人來告訴我們台灣五十年來最悲劇的自由主義歷史。
後來周渝把他爸爸的老宅改成了紫藤廬茶藝館，原本吱吱嘎嘎響的地板改裝了，踏起來不會擔心隨時垮了，有點穩了；不修邊幅的知識分子慢慢變成只是茶客，紫藤廬開始加入了一些仙子般的員工。周渝拿著毛筆字寫茶單，白毫、凍頂烏龍、菊花等，甚至有次還嘗試說服我，洗澡放些茶葉，泡個綠茶浴。
我們這些喝可口可樂長大的半洋小孩，看周渝簡直像個茶葉罐裡跳出來的古漢俑，只是穿了洋服。真是太不合時宜了！綠茶泡澡？我沒有遠見望之現今SPA，尤其周渝的長相更讓人可疑，是否凡喝了太多茶，就會長成那樣子？因此無從仿照。
紫藤廬漸漸成為反對運動記憶裡最美麗的堡壘。二十年來，所有的記憶都退去了顏色，只有紫藤廬的美麗未曾失落。當327，五十萬人集會後，我沿著新生南路璢公玔舊址，走進紫藤老院，水泉依舊，繁花滿地，紫藤廬的燈暗暗地在那裡點著，安靜中執著又孤獨地挺著。二十年來，多少不同類型的運動在紫藤廬的地上與壁上上演著，來的人都是反對運動佼佼者，壁上的畫也是台灣第一波新畫家。紫藤廬大概是最早展出台灣民間畫家如洪通、鄭在東、陳來興、邱亞才等人的文化空間。隨著紫藤老去，紫藤廬也像這些慢慢發跡的政治人物與畫家般，隨著他們人生盛開的前景，安靜地告別。紫藤廬永遠不屬於勝利者，永遠不屬於喧嘩之地，總是在吵嚷的台北首都中守著一個安靜的角落，堅持著一個靜靜的地點，紫藤老樹固執地每年花開又花謝，等待相信紫藤的老友。
今年的紫藤開得特別不是時候，花開剛沒幾天，春雨就下得特別多。沒一會兒，花瓣已碎落了滿地。我坐在紫藤廬院子裡，不想回室內了，就做再當年周德偉留下的石桌。馬路上的車聲很吵，可是壁間的水池聲卻永不停息地也要灌注它的生命。玻璃窗內，絡繹不絕的人們，有時髦的、舊裝的、60年代留下的知識老頭、90年代新生的獨特青年、還有那批仙子。說也奇怪，二十年了，仙子的人生不曾想轉到其他地方工作，歲月老了一點點她們的臉，但老不了她們的性情。
327，周渝又寫著它的大字報。二十年後，還是當年興奮的聲音，高興地說：「文茜，我跟你說一分鐘話，你們對群眾運動的定義講得太好了，定義太正確了，這是一個新民主運動的時代。」二十一世紀的紫藤廬，主人周渝又寫上它的大字報，還是貼在新生南路的牆壁上。他也學了新的技術，不只寫大字報，相同的內容透過網路傳送發出。習慣周渝老著的臉，年輕時就嫌他皺紋多，現在看著，好像二十年時間根本沒過，二十年所有的歲月都是假的，誰也沒發生什麼故事。
二十好載，老人仙子大字報依舊。但時代多麼容易倒退，歷史多麼容易反轉，民主多麼容易幻滅。只有紫藤花開又花謝，年年不變。
──原載《商業周刊》

這廿餘年來，在拓展紫藤盧人文藝術與茶文化的軌跡中，我確實曾看到有些逐步深入茶的愛茶人，氣質上產生的變化。他們面容與動作中透出更多的靈氣，同時，他們家中的佈置也發生了變化；更尊重自然，引進更多的自然事物。在他們平日家居生活中與茶、花、木、石、土、陶的細膩對話，賦予自然事物更多的人情味，也在自己的人文世界中含融了更多的自然氣質。（而紫藤盧的內部氣氛，除傳統因素外，一大部份也是循此途徑形成）。

但在這類人的身上，我有時也看到他們對現代社會與文明產生的鴻溝；窩在自己的小天地裡固然十分舒適，但走進社會的大環境中卻常感到不安與內心深處的不知所措！（雖然有時能掩飾得外人不易看出），我認為，這類小「真人」身上的不安與不知所措，真正深切地反映出東方百餘年來跨越數個世紀的「大問題」：就是在東亞土地上長期以來已經發展出豐富獨特歷史文化體質與基因的漢民族，在回應強大的西方現代文明的挑戰過程中，至今尚未找到及發展出能延續與創造自我價值歸宿與世界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體系。

當漢民族藉著氣功、中醫所呈現的宇宙體系向世界滲透，也在其中找回更多自信時，對近世以西方文明為主體的現代社會與科技文明，政治經濟秩序的思考、消化與反省，大概也才處在一個剛剛開始的階段吧！當具有啟發力的茶世界浸透著這個民族生活的各個層面時，許多沉默卻深沉的反省與源源不斷的創造力，說不定已在社會的各個角落發生，另一場將經歷百年的革命或許已在開始.....

人原本是大自然的產物，但千百年來早已走上一條自主思考與獨立行動的極富辯證性的歷史道路。人類在摸索與創造科技、制度與社會體系中塑造了自己。在這條自我塑造的不歸路上，我們不能不警覺，世界可能已踏入了極大的誤區！在今天人類對大自然的生態大破壞中，在舉世競逐貪婪、宰制與毀滅性的戰爭中，在現代體制產生出的政治領袖，卻仍可以滔滔謊言惑世！我們似乎急需重新尋找批判、反省與創造的起點，除了美國、西歐以外，各民族文化都應有發言權罷！自然的疾病雖然可怕，而人類歷史與文化出現的大病才是更致命的。

一片茶葉在水中可以展開一個小小的「自然道場」，一間茶館或家居茶空間可以展開出一角自然與人文的雙重道場。「人文道場」不同於「宗教道場」，它沒有絕對教義與絕對權威，它是一個開放的人性場、開放的美學場、開放的語言場與開放的批判與創造場，它是全面的、可深入歷史反思的，不像「宗教」（東亞以佛教為主）的「非歷史性」，要命地迴避了對形成人類性格與命運、

七月份由高榮禧從精神分析，特別是佛洛依德與拉岡等大師之觀點，比較研究文學小說紅樓夢各種抄本中十二金釵的結構與贅言。八、九月份則由石計生針對其最新的歌仔本和儒家倫理與道家身體等學術研究，和後現代理論家德勒茲的論點進行對話。八月份談歌仔本與廣播電台：禁歌時代的臺灣歌謠「逃逸線」探究，會涉及制度性的正聲廣播電台與民間個人出版的電台與臺語片電影等異質連結。九月份則以儒道諸理論，通過對金代全真教王重陽的詩詞〈滿庭芳〉的現代解釋，與德勒茲的「游牧民」論點比較，探討儒家倫理的當代道體混種與現代化意涵。

7月12日（六） 上午10:30-12:10 從精神分析觀點再思紅樓夢十二金釵的結構與贅言 (高榮禧)

8月23日（六） 上午10:30-12:20 歌仔本與廣播電台：禁歌時代的臺灣歌謠「逃逸線」探究 (石計生)

9月13日（六） 上午10:30-12:20 脈輪與經脈的脈動與共鳴 (黃以馨)


講者：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
高榮禧 (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系副教授)
黃以馨 (新竹教育大學 醫學史講師)

適逢「六四」民運25週年，無論台灣近期的學運、香港的七一遊行與和平佔中，看似趨向更民主開放的中國，其實走過一段因血腥鎮壓而噤若寒蟬的時代，拜無懼的現代文學所賜，事實並不因時間流逝而隱匿，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是時候重新審視這些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