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恥科舉，以中醫為業。以他寬闊的胸襟與眼光，很早就注意到西學的重要。他幼年居處與黃克強先生為鄰，是為世交與好友。他曾秘密參與華興會，曾為革命招募民勇帶兵打仗。父親的人生即早即正持理想，胸懷大志，他這輩子的情志與生命，可說是全部奉獻給了重建中華的大業；一輩子為追求理想，維持人格而忍受艱辛、孤獨、挫折、屈辱與痛苦，母親和全家兄弟姐妹都共同承擔，說是全家受難也不為過。這當是一個胸懷經世濟民大使命感的儒者個人及家庭命運。希望這個父親遺留下來扎根靈魂深處的痛苦噩夢，能隨著這本回憶錄的終於整理出版而露出一道曙光！尤其正在今日已十三、四億人口龐大中國的政經結構走入瓶頸，亟需新的視野與願景來引導，來轉入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與軌道的當口……。
父親於1920年進入北大預科。當時北大內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看他是個外地來的窮學生，想他可能會有階級觀念，曾吸收他做會員，但很快地就因理念不合而鬧翻退出了。1925年春，汪精衛在北方四處演講，宣揚中山主義，感動了無數青年學子，父親也就在那時與一些同學加入了國民黨，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近代史舞台與國民黨內的複雜矛盾的艱辛歲月。因此這本回憶錄，他想命名為：「我的一生與國名黨的點滴」。
由於父親特有的稟賦與人格特質，讀書功夫下得深刻而扎實，中國經史之學的根底不必說，西學方面，在中學時，就開始念《甲寅》雜誌、《天演論》等翻譯名著。有系統地開始吸收西方重要的民主憲政、法治與自由的思想與理論。進入北大後，師從陶孟和、顧孟餘等北大教授，讀到了《原富》及其他經學及法學名著，而知識論語與社會科學方法學也深深地吸引了他，開始研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由於他廿中學時外語念的是德文，所以他的康德哲學是直接從德文入手。
以他如此扎實的研究與深刻的思考，他很早就看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民權主義，只提到人民的公權，即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對於最根本的保障人民自由的私權，毫未提及，反而說中國老百姓的自由太多！而民生主義又搞得與共產主義糾纏不清，如真實施，恐怕製造的問題比原有的問題更多。但當時汪精衛在北方宣揚鼓動的氣氛下，知識份子普遍希望中國能即早脫離軍閥割據與混戰，在文人主導下，早日實施民主憲政。父親在自傳內說：
「我自幼即有政治抱負，當時的形勢，北洋政府已屆末日，只有國民黨與共產黨夠格打倒北洋政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已如前述，打倒北洋政府，只有國民黨是當前可行之路，成功雖未可必，但總比其他黨派進步得多。政治運動總是現實的，個人幹不起來，故加入國民黨。…」（見第五章）
1928年，父親在天津創辦《天津雙週刊》，鼓吹實行憲政，反對軍人主政，反對打內戰，主張南方好好發展經濟、厚植實力，軍閥勢力自然會被歷史淘汰…。
但到了1929年──
「目睹當時國民黨之所謂訓政，無非新軍閥、新財閥攘奪權力，距離群眾益遠。新軍閥以蔣介石為領袖，附者盡闒庸奴才，財閥亦蔣氏一手培植…」「北洋舊財閥多以向蔣氏輸誠，滲入國民黨內分享杯羮。而才智之士，則排斥殆盡，歷朝開國規模之隘，無逾於此者…」
「當時萬念叢生，真不知如何著手，曾思獨組一自由黨闡明吾說，只使政府職權協助人民自由發展，而當時謀生不暇，資歷聲望又所不孚，不足以資號召，只有構想而已，終身無成愧恨而已。」（見第十二章）
由這裡可看到，為中國建立一個以保護人民權利與自由，促使社會自然演化、文化與學術自由創造與發展如「自由黨」，應是父親畢生嚮往的大夢罷！
隨即他加入了以實施憲政為號召，由汪精衛、顧孟餘領導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的國民黨「改組派」秘密組織。
1932年汪、蔣複合，父親在黨內及政界眼看即有不錯的前途，他卻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學問尚不足挑起治國的大業，尤其要救中國，必須要在經濟學上下功夫。在別人積極從事政黨活動時，他卻用功研讀，終於在民國二十二年拿到鐵道部獎學金，負笈英倫，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海耶克，廣讀奧國學派與北歐學派的論著，後又轉入柏林大學，用德文完成《中立貨幣論》論文。返國後任湖南大學經濟系主任時，創辦《獨立評論》半月刊，又陸續用中文精密寫出。這篇經典論文，是在論述貨幣與生產必須維持穩定而平衡的關係，並闡明其原則與方法，以避免遭到經濟起伏膨脹收縮的干擾，這不只是維持社會經濟成長創造的大法，也是文化賴以發展的重要基石。他引中國經典《中庸》名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形象而生動地描述了「中立貨幣」的意義！
衡諸今天的中國及可見的未來，這仍是一篇極有價值與針對性的經典著作，卻是完成在近七十餘年前的一九三○年代。父親去逝後，夏道平先生晚年曾細讀這篇論文，告訴我說，這篇不易讀的論文令人深思，受益甚多，真是一篇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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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晚年寫這部回憶錄，其實負著一個巨大的使命，等於是重寫國民黨史，他說：「我不寫國民黨史，國民黨將永無真史！」雖然「我只能就我的接觸，寫出片斷的真相。但此片斷的真相，多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
原因是，在台灣──
「國民黨的史料，都控制在黨史委員會，此會的主委與委員們，向來看著蔣介石的顏色行事。」
早年羅家倫做主任，尚能有所節制，只是許多文件不敢公佈。
「現在更不像話，宮廷的宦豎小人也當起主任委員來了！保存的黨史及史料，不知經過若干拋棄、修改、杜撰、匿藏，凡不利於蔣家的資料一概無存！例如吳稚暉是蔣介石的國師，他每天有日記，死後，蔣介石派其機要秘書整理吳的資料，預備大事宣傳，但整理之下發現吳稚暉晚年有不利於老蔣及小蔣的言論，老蔣就命其一火燒之。…」
父親描述道出的民國初及北伐前後，以及抗日戰爭前親身參與，歷經與體會認識的歷史，讀之真是令人驚心動魄，拆穿了蔣介石長期壟斷，以他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賢，極端扭曲的民國史及國民黨史。父親筆下握住民國以來有識的知識份子文人，欲建立民主憲政的大目標，與蔣氏這個嗜好殺人，常採取暗殺手段對付政敵的新軍閥頭頭的艱苦辛酸的鬥爭競逐場面，令人讀之不勝唏噓，升起無窮感慨。這段歷史不只是一段血淚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良知受難史。父親認為他如不寫，歷史的是非黑白、顛倒冤屈永無以得正。這實是民族歷史、道德與文化上的一件大事！他是企圖效法孔子作《春秋》：「以禮為綱，以經為緯，斷以自己的識解及社會共遵共守之道德性，褒貶……（讓）後世垂為典範……。」
而他寫到自己的部分：「凡寫一己之事，必擇其與世道人心、社會風俗、國計民生有關之大事。凡私人恩怨，一概不書……。」
這就是周德偉（字子若，取效法孔子之意）晚年提出的一部自傳──更是一部民國史──的告別人生的力作。
父親是在1975年與母親一同赴美兄姐處即未再回來，行前已寫了若干篇章。由於長年以來，我們家常被監視，電話更是被監聽。在台灣書寫這樣一部著作，使他十分沒有安全感。他去國前，身體已很不好，胃痛從年輕時就未斷過，晚年更是全身到處疼痛，這可能是由於年輕時一心努力，不注意身體。母親說他在英國留學時，身體瘦得只剩下九十幾磅，當時穿的英國呢料西裝，居然後來成為我家念中學的窈窕大姐的小洋裝外套！在他離開台灣前，我每每看到已年近七十的母親對他辛苦的照顧與扶持，心痛不已。他在1967年退休後，抱病翻譯了海耶克的大部頭巨著：《自由的憲章》，似乎就是這部書，也使生命末期的殷海光先生終於明白了真正的自由主義，改變了他對傳統的態度；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他的影響力，將另有一番景象。
父親是自幼讀中國經史，為文又受到章士釗及英國學界寫精鍊文章的影響。他帶文言的筆法，可能會使現在年輕讀者感到困難。但如能耐心慢慢熟悉他的文字，當可發現這是一部有崇高情操與深度思想見解的著作。前二章家族史讀來可能有些累贅，建議讀者可從第三章念起，將來有興趣再回頭讀前二章。
這份文字常十分潦草的手稿，可惜只寫到抗日戰爭初期在湖南大學任教的時期。可能是體能較差，精神不繼，未得完成；也或許從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這一部分是他最在意的，寫完這一部份，認為主要的使命已完成，從此停筆了。
這部父親的回憶錄能夠整理出來，有幾位女士與先生是我要致上由衷的感激：
首先，是我的伙伴紫藤文化協會秘書長林慧峯女士，是她的魄力與毅力，力促並操作在紫藤廬三十週年時，把這本尊德性齋老主人最後的遺作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要感謝劉佳奇女士，是她尋找到願意打字的人，掌握打字、校對、排印的進度，並參與細校，使這部書能按期呈現出來。
而江玉英女士，也就是這位找了許多人後才找到的，願意耐心辨識手稿難認的字跡，逐步打出全書；她做了這份一般人都不願做的工作，我想這是大家都要感激的。
另外，我必須深深地表達對一位先生的感恩，就是鄭村棋先生，他為這部回憶錄作了艱辛的初校工作；這份工作本來應該是由我來做的。
感謝戴芫品小姐，她費了許多精神，細心地查核史料，並對比手稿、鄭先生的校稿與排版稿。
最後，我要感謝溫洽溢先生，以他的專業協助校正現代史人物的姓名及字號等。
當然，對幾位為這部著作作序的學者：尉天驄先生、姚中秋先生、邵健先生，他們清晰地認識到周德偉先生在中國近代史與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與關鍵價值，對他們這種深刻地用心與努力，把周先生的思想、人格與看歷史的角度闡明並介紹出來，我是十分崇敬及感佩。此外，對最早發現並呈顯父親重要性的陳明先生、朱學勤先生與賀照田先生，我也要致上由衷的敬意。
相信這本書的印出，告慰的不只是父親在天之靈，也告慰了民國以來一些曾有偉大情操，付出巨大努力而不為人知，或更遭污辱冤屈的靈魂；也為後世人留下一份正義與悲憫；更希望革命以來，已歷經好幾個世代的犧牲與苦難的中國人，終能摸索到正道，正確而逐步地建立起未來中華民族與世界文明的新秩序！

　當時在我紫藤廬老家的客廳裡或飯桌上，場面與氣氛卻不是經常那麼令人陶醉，父親有時會陷入一個惡劣的情緒中，他經常開口大罵蔣介石（在湖南口音中聽起來像是「蔣該死！」），或者痛責當時政壇中的某些大官僚或民代。他常為當時某些特殊的政經政策的幼稚無知或其背後的卑鄙動機而氣憤不已。


　我還記得，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政策下，有些年輕人被抓走了，家人朋友有來請託父親，希望以他在黨國中的資深地位與朋友網絡，能將被抓進去的人保出來。我聽到父親為他們打電話，求託朋友，尋求途徑去說服有關方面，但終難能有效果。其中有一次是我大姊在師大附中高廿六班的劉姓導師，正值他卅左右的英年，是許多學生心目中的偶像，大姊為他的被捕哭哭啼啼地求助於父親，父親雖經努力，卻也愛莫能助。相對於抗戰前後，父親能從國民黨政權的軍警系統中保出許多學生來說，蔣介石是到台灣以後，才將他法西斯性格的鐵腕充分施展出來。


■辦雜誌闡揚自由主義

　這裡時間需再倒退廿餘年，父親留歐負笈在名經濟學者暨思想家海耶克門下，因中日戰爭爆發交上剛完成的論文後就匆匆回國，擔任湖南大學經濟系系主任，與時任湖大文學院長前北大老同學李壽雍先生，合作創辦《中國之路》半月刊，闡揚自由主義、民主、法治、人權與市場經濟等學理與主張，並對當時的共產主義或左翼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嚴加抨擊；使得那時全國學生普遍左傾的氣氛中，湖大文法學院的學生卻未受到蠱惑，但湖大工學院卻成了左翼的基地。

　父親年輕時貧困、顛簸，卻始終心懷大志，辛勤為學的目的在救國救
民，這使他在北大從哲學系轉入經濟系，留歐時深入奧國學派與北歐學派的經典研究。他在經濟學理的造詣十分深厚，但這種「大經濟學」內容十分複雜，包涵了法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歷史研究，他在這方面著述甚豐，卻難為一般學界人士讀懂。來台後的主要建樹，是他在財政部內奮鬥七、八年的外匯貿易改革方案，終於在一九五八年尹仲容任外匯貿易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擔任副主任委員時完成，除去了當時我國對外貿易的大障礙，引導台灣順利地進入世界經濟，迅速建立起市場經濟體質，造成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

　但他認為那只是他的學問的牛刀小試。他常感歎，說德國的艾爾哈德學問不及他，卻能復興戰後的德國，他卻無此機運；以他學問的廣博深刻，給他機會，他自況能超越中國歷史上的名相王安石，真正完成維新改革的大業，而他的宏願又豈只是經濟的改革，而是涉及整個自由、民主、法治大社會內各種重要基礎的建立。我家掛的字畫經常換，但只有一幅字是他掛在牆上絕不換下的，那是他請吳稚老為他書寫的中庸名詞：「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五○年代初期，他曾定期邀集來台的自由主義學者們，如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夏道平……等在我家聚會，因為這個聚會，使我家經常在特務的監視中。


■晚年翻譯海耶克著作

　當我進入青年期時，他已進入晚年的深刻挫折，痛苦與病魔纏繞中。他一介書生，退休時兩袖清風，五個子女每人分得的預贈「遺產」是，每人一幅張大千或齊白石的畫，外加幾幅字，如是而已。他送給我那幅齊白石的蝦子及螃蟹，在我搞耕莘實驗劇團那年賣掉了。他晚年靠子女寄錢過活。肯定他平時作風剛直，得罪當道，退休前又曾揚言要辦雜誌，因此他退休時未得到其他退休高級官員類似顧問一類的安頓，僅給十六萬退休金就掃地出門了，這點母親始終記得而感到為他憤憤不平。

　雖然晚年常為疾病所折磨，但他仍在母親辛勤的扶持下，經過幾年的努力，翻譯完成了海耶克八十萬字的巨著《自由的憲章》。以及好幾篇共十餘萬字將西方自由哲學、法治思想、功效哲學與中國儒學作深度對話與討論的文章。

　父親於一九八六年在美國洛杉磯去世。這些年來，在老成凋謝中，已逐漸為人所淡忘。近幾年兩岸交流，大陸復旦大學教授朱學勤來台，在紫藤廬中看到父親的遺照與「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對聯，一時感動莫名，回去後在一本書的序言中，說到看到這幅對聯所感受到類似「頓悟」的衝擊，引起大陸眾多知識分子的共鳴，終成為大陸知識分子在網路文章上經常引用的名聯。

　漸漸地，又有人發現周德偉實在是中國百年來知識界全面反傳統及幼稚的科學主義氣氛下，極為罕見的堅毅不移地從繼承中國文化道統的立場，將西方最珍貴的自主主義傳統及其複雜的學理融會進來的人物。中國社科院學者陳明先生首先指出此一重要性，而最近應殷海光基金會邀請來台做研究的另一中國社科院的學者賀照田，在看到先父的部分文章及手稿後說：「殷海光先生只比時代超前一點點，所以大家了解他；周德偉先生比時代超前太多了，所以不易為人了解。」當「不易被了解」被認知時，正是了解的開始，相信歷史終會給出一個正確而富有深廣意義的答案。

不過，由我來稍補周先生在自由經濟方面的點點滴滴，卻也是必然的，原因就在我倆共同熟悉的人物夏道平先生。夏先生和周先生相識四十多年，尤其一九六九年周先生從關務署長退休之後，兩個人過從更密。那個時候周先生的主要工作是在翻譯《自由的憲章》，同時也整理自己的舊作出版。一九七五年周先生以年老多病之身遠走美國，度過生命中最後的十一年，除病勢沈重的最後一年多，夏周兩人之間的通信從未中斷到一個月以上。這十一年中，夏先生積存周先生的來信將近百封，其中討論學術思想的長篇大論，竟長到一兩萬字，有的只是商榷一個名詞翻譯，有時兩人為一個名詞或概念的涵義，爭辯得不能罷休。更值得提醒的是，他倆都是奧國學派一代宗師、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的忠實信徒，也都是將海耶克思想引進台灣的最重要人物。所以，由夏先生來為周先生自傳作序是最恰當不過了！奈何夏先生早在1995年底遠離塵世，而我自夏先生在一九八０年代初被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延攬進中經院後，即和他開展出一段忘年之交歷程，並曾為文記述夏先生和蔣先生的生平及成就，而蔣先生又和周先生同樣是海耶克的嫡傳弟子。在夏先生和蔣先生已不在人世的現時，由我來代他們補上周先生在經濟面的點點滴滴，應該是很合適，也是推不掉的任務。這也可能是劉佳奇先生邀請我作序的原委。
這篇序文大部份引用夏先生一九八六年七月發表於《傳記文學》第49卷第1期的〈周德偉先生未受重視的一項業績〉這篇文章。正如這本自傳所描述的，在夏先生的眼中，周德偉先生是官場中和學術界的不平凡人物。不過，夏先生感慨說，周先生的不平凡之被人知道的，大都是露之於聲色的一面，至於在學術思想上的用心、造詣和貢獻的不平凡，知道的人卻不多；知之而又重視之的，更是少而又少。更不幸的是，他露在聲色方面的不平凡，又多是「懷才不遇」、「壯志未酬」的強烈挫折感所激發；一發出來，卻每每叫人不快。這，又加深地埋沒了周先生那未受重視的一面，而那一面確是值得夏先生敬佩的。
周先生出生於湖南善化，後來家遷長沙，乃籍隸長沙。他的父親壽椿公，是一位以「文有奇氣，學有奇識，行有奇節」著稱於湖南士林的三奇人物。在事功方面，他參加過清末民初的革命。在治學方面，著有《達尊堂記學》。家中藏書豐富，且有理學名家李文炤（清季嶽麓書院山長）的珍貴手稿若干冊。周德偉在六歲至十三歲的七年私塾中，熟讀了《四書》、《左傳》、《史記》等古籍。進中學、大學以後，每逢寒暑假歸家，更廣泛閱讀經史子集。他的記憶力過人，凡是早年讀過的書而又為他所喜愛的，如《論語》、《史記》、《三國志》，以及《柳文》、《杜詩》，數十年後，每一談及，皆可成篇背誦。在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他在中學時代，就從當時有名的《甲寅》雜誌和嚴復的譯述中，以及直接閱讀康德的原著，開始瞭解超經驗的邏輯建構。這在思路上的一新跨步，對他後來的思想傾向，大概有了指引的作用。北大預科畢業後，進本科經濟系讀了兩年，因父病，回家侍養而中途輟學。一九二四以後，在革命的潮流中，他幹了國民黨的黨務九年，據他自己說，這是「流浪了九年…幾於沈淪。」幸而在一九三三年有機會以公費出國，留學英國，進了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在倫大政經學院的兩年中，他得到海耶克的指導，用功讀了新古典學派、奧國學派、北歐學派的經濟理論，紮紮實實奠定了他的學問基礎。嗣又轉學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進修，並在海耶克的書信指導下，開始用德文寫貨幣理論的論文。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發生，公費停發，他的留學階段，乃告結束。回國後，先在長沙湖南大學任教，並兼經濟學系主任。後來在重慶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時，在台北任關務署長時，先後在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兼任教授。一九六九年關務署長退休以後，就是他在學術思想上一心一意努力貢獻的時期，也是夏周二人過從最密的時期。周先生在這方面的業績就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夏先生認為，周先生在學術思想上應受重視的業績，一是為我國知識群眾有系統地介紹當代大思想家海耶克；二是把我國儒家傳統思想重新評估，並賦予新的意義。
早在一九三○年代，已經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的海耶克，在台灣被稱為「文化沙漠」的時期，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海耶克在學術思想界的地位，早己不局限於經濟學領域。他是綜合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大思想家，被稱為「一代大儒」。尤其是對於自由與法治所提出的理論基礎，真是叫讀者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感受。自由與法治，一直以來是我們所聽到的最普遍、最響亮的口號，大家都在喊。可是無論在朝者或在野者，每每誤解或曲解自由，而在朝者便偏於曲解法治。這似乎是世界通病，尤以我們東方為甚。為要從觀念上來一根本澄清，以利我們人類社會得以走向較開明而較和諧的前途，海耶克的社會哲學之廣為傳播，確是最必要的。周先生在這方面作了多年的努力，以致在今日台灣的知識群中，海耶克這個名字已不是那麼陌生了，儘管他的影響力我們還沒有明顯地看到。
夏先生指出，給台灣知識群眾介紹海耶克的，雖不只是周先生一人，也不是始於周先生。但在這個工作上用力最多、最誠懇，而又介紹得最有系統的，只有他，沒有第二人。夏先生認為，周先生在這方面的業績，具體地講，體現在兩本書上：一是周先生譯的《自由的憲章》；一是他著作的《海耶克學說綜述》。
《自由的憲章》是海耶克理論體系中自由論的代表作。在同類的文獻中，它可頂替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論自由》（On Liberty—嚴復譯為《群己權界論》）。而海耶克所處理的廣度和深度，超越密爾的遠甚。這本書的翻譯，確不是一件尋常事。周先生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不停地每天花幾個小時在這上面。當他遇到原著艱深難懂的地方，總要多方搜尋參考文獻，或沈吟苦思；一到有了所得或恍然大悟的時刻，他馬上找夏先生（他倆的住址只有十來分鐘的步行距離）談得興高采烈。夏先生是個早有翻譯經驗的人，面對這種情景，每每會重溫，會分享，那種沁入心脾的苦中樂。寫到這不得不感慨，台灣社會對翻譯可說極度低貶，普遍認為不登大雅之堂，殊不知「信、達、雅」的翻譯，較諸自己創作更為困難，尤其翻譯經典更是難上加難，如果譯的好，對社會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周先生譯的《自由的憲章》，有一大特色，此即譯者不拘守譯事的繩墨，隨時在句裡行間增補他自己的話。這些地方，雖然在形式上沒有保持住原著的面貌，但在意義上卻有助於對原著的瞭解。為明示這一特色，周先生在書內封面他的姓名下不用「譯」字而用「達旨」二字。同時他在「寫在自由的憲章的前面」第參節以下也有詳細的說明，更可看出他的認真態度。
為傳播和闡發海耶克的學術思想，周先生除用力翻譯了《自由的憲章》外，還著作了《當代大思想家海耶克綜述》。這本書除序文及導論外，共有二十六篇文章，分做四編。編目分為：（一）社會哲學與法治思想；（二）經濟學理及政策；（三）中立貨幣論；（四）具體問題的研究。序文是海耶克寫的。海耶克覆周先生的信及序文的原稿，都刊在書首。海耶克這位嚴謹的學人，是不會隨便恭維人、敷衍人的。我們從他這篇短短的序文中，足可相信周先生對海耶克思想體系瞭解得精深，闡釋得明晰。
本書中一九六五年海耶克初次訪華時周先生在《中央日報》發表的那一篇，題目為〈介紹海耶克給中國知識群眾〉。該文所介紹的，著重在經濟理論方面，而且又以最嚴肅最簡賅的兩本專著（《貨幣理論及經濟循環》和《價值與生產》）的主要內容作主幹來介紹，就一般的知識群眾來看，恐怕不容易接受。所以那一篇文章，並不足以代表周先生這方面的貢獻。
除了以上一譯一著的兩本書是直接陳述海耶克思想的以外，周先生還出版了兩本書：一是《周德偉社會政治哲學論著》，二是《周德偉經濟論著》。這兩本書涉及的範圍很廣，收集的文章頗雜。但讀者如有耐心細讀，當可看出其中的一貫性。此一貫性，在他的〈人文現象的領悟〉一文中也講到，那就是奧國學派的傳統。奧國學派的學者們所持的理論，枝節上彼此有很多差異，但在基本上有其一致的傳統，包括主觀論（subjectiv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社會秩序自然演化觀、知識的無知論等。這都是海耶克剖析得特別精深、闡發得特別周密的地方。這一傳統，在周先生討論政策的文章中，也有時會流露出來。因而我們可想見奧國學派的思想已溶合在他的思想中。他為我們介紹了奧國學派的大師海耶克，他也的確是有足夠資格作這項介紹工作的一個人。
夏先生認為，周先生在學術思想上的用力、造詣和貢獻，除上述的有系統介紹海耶克以外，就是重新評估我國儒家的傳統。他在這方面的造詣，零星地散見於許多篇文章，而以〈西方自由哲學與中國聖學〉和〈中西法治思想之比較研究〉兩文為最有代表性的力作。夏先生讀周先生這方面的論著，更感覺到奧國學派的思想對於周先生影響很深。
奧國學派的理論在現代主流經濟學書籍中可說沒有地位，而海耶克思想和看法也受到輕忽，全球迄今仍服膺凱因斯（J. M. Keynes,1883~1946）理論，台灣也不例外，或許奧國學派和海耶克的理念難懂，或許這些理念無法與「權力」掛鉤。我們由海耶克對貨幣和一九三０年代世界大恐慌的解讀及預言，即可得知忽視海耶克理論對於人類是多麼的不幸。海耶克在一九二七年於維也納的「奧地利景氣循環研究所」，成為第一位預測美國經濟崩潰、進而殃及世界經濟的「先知」。海耶克認為大恐慌呈現的大量失業（亦即超額供給），是因為勞動和其他各種生產因素在各業、各廠，以及各地之間的分配對其產品之需要的分配之間不能協調所致，之所以如此乃因「相對」價格和工資體系受到扭曲，而扭曲的源頭就是政府使用了擴張性貨幣政策，由其創造出來的「人造」需求（包括產品需求和生產因素需求），使生產者和勞動者都做了「錯誤預期」，終使實際上的產品及生產因素都過量。這個時候，政府決策者不但不及時停止此種虛假的擴張需求政策，反而更增強該擴張政策的應用，惡性循環的結果，不但使寶貴的生產資源流向低生產力之處，而且累積了大量的「超額供給」，一旦擴張政策停止，泡沫終於破滅之後就出現了大蕭條。值得強調的是，如果持續不斷的一再使用擴張信用政策，時間愈拉長，禍害也就愈大，二００八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就是一大見證，但各國還是繼續使用「印鈔救市」的凱因斯「創造有效需求」飲歍止渴方式因應。
關於貨幣，海耶克指出，貨幣是高等文明秩序中最為抽象的機制，貿易倚賴貨幣，透過貨幣的媒介傳導，個別特定的交易行為，可以在最遙遠的地方，以最間接的方式，造成種種最為一般化、而且也最不容易理解的影響。人類的合作秩序若要延遠流長，就必須藉助於貨幣，但貨幣也將使引導人群合作的種種機制，覆蓋在一層難以穿透的濃霧之中。一旦以物易物被以貨幣為媒介的間接交易所取代，原本還可以理解的事物便消失不見了，而代之而起的種種抽象的人際互動過程，即使是最有洞察力的人，也無法全盤理解。
海耶克認為貨幣制度就像道德、法律、語言，以及各種生物那樣，也是來自於自化（自然演化）的秩序，因此，也同樣受到變異與演化選擇過程的萃煉。然而，貨幣制度終究是在所有自化長成的結構當中，最不令人滿意的產物。貨幣經歷過的演化選擇過程，比別種制度受到更多的干擾：由於受到政府壟斷貨幣，阻撓市場競爭進行各種試驗的影響，演化選擇機制在貨幣方面，未曾充分發揮作用。
在政府的照顧之下，貨幣制度已經發展到非常複雜的地步了。然而，在此一發展過程中，由於政府從中作梗，幾乎沒有市場試驗，也很少讓市場自由選擇可能適合它的制度。因此，我們到今天還不太清楚什麼是好的貨幣，也不知道貨幣可以好到什麼程度。其實，政府對貨幣發展的干擾與壟斷，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幾乎在鑄幣開始被市場選作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時，政府的干擾就不斷地發生了。海耶克嚴厲地指責說，沒有貨幣，延遠的自由合作秩序，就無法運行，但，貨幣幾乎自始就遭到政府無恥的摧殘，以致它竟然變成延遠的人類合作秩序當中，干擾各種自動調適過程的主要亂源。除了少數幾個幸運的短暫時期，整個政府管理貨幣的歷史，簡直就是一部詐欺和矇騙的歷史。在這方面，海耶克已經證實，政府自己比任何在競爭的市場裡提供各種貨幣的私人機構，都來得更不道德。海耶克說過不少次，如果政府不再壟斷貨幣，則市場經濟的潛能也許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海耶克所描述的人對於貨幣之複雜情結，貨幣在促進交易繁榮、人類文明的貢獻，以及貨幣所導致的種種搶奪、鬥爭行徑，如果沒有證據是很難引起共鳴的，而我們可以由《金錢簡史》這本書得到最好的佐證。該書透過近二千年前小亞細亞西部富裕古國呂底亞發明硬幣以來，人類改朝換代的歷史演進，以錢幣、紙鈔、電子錢幣三大貨幣演化時期為經的歷史陳述，讓我們見識到人生與金錢之間的各種形形色色關係。我們看到羅馬帝國因為善用貨幣而繁榮，也看到貪婪帝王胡亂鑄幣引發的信用崩潰而亡國，也見到金錢被視為罪惡、收取利息有罪的歷史，更讓我們看到了搶奪貨幣發行權而引發的政教戰爭。到了現代電子錢幣時期，的確是又一次革命性的貨幣演變，但對於貨幣到底是什麼的疑問，不只是沒有提出更明確的答案，反而讓世人更眼花撩亂，也更為迷亂。「虛擬經濟」毋寧是傳神比擬和寫照，此與「泡沫經濟」同義，僅就我們眼見的信用卡引發的諸項弊端，以及衍生性金融（有毒）商品和金錢泡沫投機遊戲帶來的禍害來看，海耶克對貨幣的觀點長期被漠視實有以致之，也令人感嘆。
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今全球天災人禍不斷，瀕臨毀滅邊緣，海耶克的理論不受重視是主因之一，由此也可知推介海耶克的思想是多麼重要，而周德偉先生和夏道平先生早年就致力引介海耶克到台灣，真是先知呀！但事實證明是寂寞的。
海耶克大半生受到壓抑，卻生活得愜意、實在，由周德偉的這本自傳，也可感受周先生的遭遇也是如此。就是由於他們看到真理、堅持真理，才能頂天立地，雖千萬人吾往矣，不畏強權橫逆講真話、做真事、做真人。
的確，這本自傳記錄周德偉一生親歷的時代變局，並凸顯出其在動亂中所堅守的儒生本質，在此價值空虛、敗壞的現代，重現知識份子經世濟民的風骨與承擔。

分手時，我想知道紫藤廬中是否還留有周先生遺跡，朋友領我至茶園正廳指示牆上掛有一幅周先生生前遺墨：

豈有文章覺天下

忍將功業苦蒼生

我像被什麼東西驟然擊中，內心震動，一時無語。幾個月後我回到海峽此岸為彼岸讀者寫篇序言，但是心裏明白，此時所言，幾乎都是在那天一時無語之際就已經產生了。

200年前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如伏爾泰，如狄德羅如果能看到那幅字，他們會怎麼想？至少，以善寫懺悔而聞名的盧梭一定會有不少感慨。他也許會後悔1762年《社會契約論》中的這樣一段名言：

如果我們撇開社會公約中一切非本質的東西，我們就會發現社會公約可以簡化為如下的詞句：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的力量及其全部的力量直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是一瞬間，這一結合行為就產生了一個道德的共同體，以代替每個訂約者的個人；組成共同體的成員數目就等於大會中所有票數，而共同體就以這同一個行為獲得了它的統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這一由全體個人的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稱為城邦，現在則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它的成員就稱它為國家；當它主動時，就稱它為主權者；當它和它的同類相比較時，則稱它為政權。至於結合者，他們集體地稱為人民；個別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就叫做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就叫做臣民。

30年後，羅伯斯庇爾執導的雅克賓專政進入法國大革命高潮。整個雅克賓專政的社會政治設計，從最善良角度講，就是將盧梭此段名言落到實處，將思想從紙面落為實踐。故而我在本書中稱羅伯斯庇爾為地上行走的盧梭，而盧梭，則是預設在啟蒙運動裏一個紙面上的羅伯斯庇爾。法國大革命之後，這股左翼浪漫思潮繼續蔓延，從法蘭西到德意志，從俄羅斯到大清國，直至「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歷史上沒有一個文人型思想家如盧梭能有如此悍力，一枝筆攪動歐洲與世界，直到1989年塵埃落定。我們事後看法國大革命開始於1789，至東歐巨變1989，不多不少200年，這200年的左翼世界思潮，組成一個歷史單位，最有概括性的命名，大概只能稱之為盧梭思潮。所謂「文章覺天下，功業誤蒼生」，盧梭與羅伯斯庇爾兩人，真是走到了頭，也做到了頭。

1903年，盧梭政治著作第一次被中國留日學生翻譯進中國。此後將近100年，除了梁啟超、嚴複、張溪若等人個別地抵制過這一思潮，盧梭思想在中國政治學、歷史學領域裏始終被正面評價，並溢出學界，變形為主流意識形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100年所有的外來思想中，沒有一種思想如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公意論 (generalwill)」留下了那樣深遠的影響，以盧梭濫觴的法蘭西政治文化，已經融進了中華民族的政治血液、政治性格，百年不衰，代有其言。綿延至本世紀最後20年，當大陸新一代知識份子欲向「解放」的路上迅跑，首先拿起的「解放」利器，竟還是這一羈絆自己的思想繩索。

就我自己而言，如果說有什麼意識覺醒，似應回溯到「文革」時期。這些年流傳海外控訴「文革」的書籍、回憶錄、材料或書信，大多固於一家、一己，甚或某一權力階層的上下反復，缺乏歷史縱深和社會視野，時間上跨不過1949年以後的正統觀念，空間上跨不過所屬階層的內部恩怨。換句話說，無論是過去的歌頌，還是今日的控訴，不少人僅在一個平面上推磨，基本上是從一個相反的極端跳過來，重演「文革」當局得勢時強迫人們接受的「就是好，就是好」那一著名歌曲，只是易之以「就是壞，就是壞」。那樣的思維方式，只說明這個民族儘管經歷有那樣一次空前劫難，其歷史意識卻沒有換來多少值得稱道的長進。我讀那樣的回憶錄，似曾相識，有點象讀波旁復辟時期中產階級的回憶錄，卻很少有後一類作品能讓人眼睛一亮的時候：經大起大落之後的大徹大悟。①我們的「文革」回憶錄，其中有正當控訴，理應同情；有真實史料，值得珍惜；但也不必諱言，其間彌漫著許多真真假假的仿中產階級趣味，亦可一笑置之。②我想說的是，法國革命已經允許各種研究觀點並存，而在大陸，我們雖然擁有這樣一座信息量並不低人多少的歷史寶庫一一足以滋養兩個年鑒史流派還不止，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真正稱得上是客觀研究的「文革」史還沒有出現，更惶論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獨立觀點。這樣一座凝結著民族血淚的歷史寶庫，如同一堆歷史垃圾，只能在上面抹鼻涕，卻不能認真進入研究，實在是思想學術界一大憾事，足以讓外人恥笑。我還想說的是，歷史上至少有兩個「文革」，現在被擠壓在一起，難以撕開。前一個「文革」，是人們目前正在控訴的「文革」，當然是黑暗加血腥，怎麼否定都不過分。但在這個「文革」的下面，還有另一個地下「文革」，曾在黑暗血腥之下游竄思想的火星，類似魯迅所言「地火在奔突」，或可稱「反文革的文革」？認真一點的做法，似應在這同一條牛身上剝下兩張皮，將後「文革」與前一個「文革」小心區別，謹慎分析？所謂第二個「文革」，或「反文革的文革」，
那就是從當年大民主、大辯論、大字報這些畸形的政治環境中，催發出知識份子尤其是大、中學生的政治思考，儘管這些思考難以徹底掙脫當時的思想牢籠，卻有一種最為難得的思想氣質在其中艱難生長，即懷疑精神。這種懷疑，一開始是指向本地政治權威，逐漸發展到懷疑中央「文革」，乃至最後猶猶豫豫，懷疑至最高當局。懷疑精神起初是被「文革」當局喚醒，甚至一度為其所利用，後來則越出其軌道，向著「反文革」方向發展，終於引起「文革」當局的驚呼：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懷疑一切」是「極左思潮」，需堅決打倒，徹底鎮壓！隨之而來的，果然是殘酷批鬥與迫害，其嚴酷與持久程度，遠遠超過「文革」初期對所謂「走資派」、「反動學術」的衝擊，直至「文革」當局被推翻的1976年，上海還有人被押上刑場槍決。整個「文革」過程，尤其是到了中後期，這樣兩種「文革」內容的衝突，或隱蔽或公開，綿延不絕。前一種官方「文革」盡可能撲滅後一種民間「反『文革』的文革」，後者則不絕如縷，屢撲屢起。當年被扣上異端帽子者，多為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其思想命運具有雙重悲劇性：官方「文革」猖獗時，他們是被鎮壓的異端，官方「文革」被推翻以後，思想史上的這一頁仍然被意識形態單一話語遮蔽。這樣一部內部充滿對立緊張的「文革」史，是在今日能發表回憶錄者之狹隘視野外發生的，其思想內涵更非今日正統派史家所能想像。③

我在80年代中期曾經提出，至今還是認為，「文革」史是一部充滿悖論的歷史。就思想層面而言，宮方「文革」原本充滿中世紀的反智氣味，誰也沒有料到，就在這樣反智主義的氛圍中，竟然激發起一種與之反對的啟蒙精神。如何撥開意識形態話語的不斷遮蔽，揭示這樣一種反智與啟蒙相反相成的歷史悖論，應該是治當代思想史者最有興昧的課題。當然，誰也沒有理由忽視這一頁歷史的局限。當時走上後一條道路的人，在思想資源方面難以與英美思潮接觸，多囿於德、法、俄浪漫激進範圍，這就留下日後一段更為艱難的思想路程等待他們長途跋涉——在保存精神銳氣的前提下，如何自我反思，自我突破？這一代人必須咬斷與其精神母體的臍帶，他們才能重新出發，此其一。④其二，當時走上這條路者在人數上並不多，即使走上這條路也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能在反思後再走一程者，限於種種客觀條件，更是寥寥無幾。不過，以後80年代的思想史證明，儘管只殘留下星星點點，卻正是最後剩下的這一些人，參與點起了新思想的薪火。

我於1970年離開上海，孤身一人，赴中原河南蘭考一個貧苦鄉村插隊落戶。當時僅初中畢業19歲，之所以不顧父母反對，去那樣一個地方吃野菜啃窩窩頭，原因之一，是因為那裏有一個集體戶吸引我，他們是由九個上海重點中學的高中生自願組成，在那裏開闢了一種邊勞動邊讀書的共產主義生活方式。故而我特別能體會上述盧梭所描繪的那種社會集合方式。我就是在那個環境裏第一次讀到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的漢譯本，並生出對法國大革命史的濃烈興趣。L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徹底打破了我對「文革」當局的猶豫與幻想，集體戶的共產主義氣氛也隨之解體。此前已經發生的那種懷疑精神，與此時產生的對那個虛幻「公意」的切膚之痛，兩者交織在一起，大概只有小說《牛蛇》中亞瑟發現被教父欺騙時的心境方能比擬。

我當時想法是，真要有效思考，唯讀毛澤東晚年那些號召青年人造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俄羅斯19世紀車、別、杜那些人的文學型社會評論，已經遠遠不夠。必須從頭開始，去讀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其他作者其他作品。此後招工進工廠，我給自己制定了一個自學計畫，遠離當時對年輕人還有很大吸引力的文學，從歷史人手，先西方史，後中國史，然後是西方政治哲學，給自己打掃出一塊盡可能乾淨的思維出發場。當時，白天是繁重的體力勞動，一頓飯能吃八個饅頭，晚上則在一盞自製的臺燈下貪婪地閱讀能夠找到的思想史書籍，又是另一種狼吞虎嚥。這樣的日子大概有5年，以後調進同一工廠的子弟中學當歷史教員，情況稍有改善。我第一遍讀完當時大陸能夠找到的所有盧梭著作漢譯本，就是在那一階段。1977年大陸恢復高考，種種坎坷，使我錯過了大學門檻，於是只能發憤直接投考研究生。1982年，經4年磨難，終於考入設在古城西安的陝西師大歷史系研究生，攻讀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很長時間以後，我才明白那一段自學經歷對我產生的致命影響。從這種經歷過來的人，即使有幸進人高校而且留在了高校恭為人師，卻很難褪盡思想的自學性格，或可稱「民間氣息」。在另一篇文章裏，我曾將這一「民間氣息」稱為難以被學院生活完全吸收的「剩餘意識」。當然，與此同時，他也就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對那種單純學院派教授前途的嚮往。

不過在當時，剛一跨進大學校門，急於求索之心情也可想像。我那時急不可耐，一口咬住法國大革命，而且是要從批判人手。投人書海才發現，我想清理的問題太大，先前積累的學力太弱，3年研究生時間，要看完有關文獻資料都不夠。結果碩士論文只能做一個邊緣性的題目：《湯瑪斯——潘恩與法國大革命》，稍稍撬動了一點大陸學界對法國大革命的過高評價而己。儘管這篇論文當時反映還不錯，但我內心不甘，還是蠢蠢欲動。

1989年秋，我二進學府，投師復旦念博士，終於有機會正面接觸這一題目。那一年，我在當時對立著的兩邊看到了一些相通的東西：從法國革命發源，流經近代中國所形成的左傾政治文化，還在我們街頭的兩邊湧動。這個東西，也就是我開頭所說：「即使新一代知識份子欲向『解放』的路上迅跑，首先拿起的『解放』利器，竟還是這一已經羈絆自己的思想繩索」。我之所以稱它是一種「東西」，是因為它從西方法國來，到了東方中國，「東西」貫通，驅之不去。看到這樣一個橫貫東西的思潮還在80年代的大陸思想界湧動，內心很難平靜。不僅僅是為了個人排遣孤憤，或是解決知性上的個人愛好，即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自我反思，咬斷臍帶再出發，我也應該把這個清理法國政治文化源頭的課題及早做完。

三年如魚飲水，冷暖自知。1992年論文答辯時，橫生波折，有學界前輩看完我的論文，拒絕答辯，理由是我的觀點屬於「資產階級右翼保守主義史學觀點」。前一年曾為政治原因中斷學籍，被說成思想激進，有異端嫌疑；後一年被學界權威拒絕答辯，又被說成觀點保守。人若如魚，遭逢這種尷尬，已不是冷暖問題，而是兩面都被烤焦，體無完膚了。不過事後想來也平靜，我也繼續保持對拒絕我答辯的學界前輩的應有尊敬，任何一種學術立場，只要出於真心信仰，總要比某些機會主義的「適時正確」更應該贏得人們的敬意。那種境況也不簡單地是一種個人遭際，更無私人恩怨可計較。

意識形態與學術話語長期共存，互為奧援，並不是多麼費解的秘密，一旦有第三者落進那樣的話語峽谷，兩面都是那同一個「東西」，等待他的命運自然是左右開火，交叉射擊。我既欲批判法國革命左翼傳統，遭遇一點兩面夾擊，本是題中應有之意。

感謝王元化先生在那個關鍵時刻，給予我關鍵性的支持。我這裏說的不僅僅是他在這危難時侯，慨然出任答辯委員會主席，化解了一場有可能出現的學界風波。當時這樣做需要付出相當的道德勇氣。當時，他聽說我有志于清理盧梭思想與法國革命實踐，即將尚未出版的顧准遺稿給我，讓我從中吸取思想養料與精神勇氣。我邊讀顧准遺稿，邊撰寫博士論文，孤憤之情逐漸平息，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種心境，我後來將這心境稱為「平靜的壞心情」：「既然是悶在蓋子裏燒，那就應該冒藍火，不要冒虛火」。

臺灣的讀者可能還沒有多少人知道顧准，如果我將顧准及其遭遇換算為雷震的故事，或許有助於理解與接受？事實上，我此次從臺灣回來，也確實想寫一篇對比顧准與雷震的論文，那是當代思想史上又一個饒有興味的題目。他們實在太相像，以至兩岸學界現在都哀悼「天奪良人」：一是經歷像，都是某一陣營的高官，仕途如錦，竟捨棄高官厚祿而不顧，冒死犯難，去探險社會政治體制轉型的前途，時間也差不多都在60至70年代；二是結局像，兩人因此走上不歸路：雷震陷獄10年，鬱鬱而終。顧准兩次被打成右派，幾度出人隔離室與勞改農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後半生沒有一天好日子；三是晚年摸索到的思想結論也像，兩人都摒棄法蘭西、俄羅斯式的「革命」空想，指出一條漸進、理性的轉型道路；四是人去之後學界追思也相像，雷案平反後，臺灣學界每年都舉行紀念研討會，我此次到臺北欲錄訪雷震遺跡，有熱心朋友相助，尚能見到年逾九秩的雷震夫人宋英女士；顧准身後，一本《顧准文集》歷盡艱難，終得出版，幾乎是洛陽紙貴，最近又出版了一本《顧准日記》。

當代思想史怎麼會在同一歷史時期出現了兩個「娜拉」，兩個思想家「娜拉」在海峽兩岸分別出走？⑤一個從右邊往當中走，一個從左邊往當中走，都被各自陣營開除黨籍，最後殊途同歸神交於一點，只是緣吝一面，差一步即能道相見恨晚。思想史研究當然不作興講故事，但這裏確實出現了比文學家有意想像更富意蘊的真實故事，如此有情節的思想史，涕笑皆非，不知是民族之大幸，抑或大不幸？

顧准的先見之明，我在本書大陸版序言中多有引用，此處不贅。當時感受到的衝擊，五年後的今天，記憶猶新。一方面是感到內心不再孤獨，前面似有螢火探路；另一方面則感到慚愧，後來我在序言中說：「如果我們還不能沿著前人點撥的言路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一小步，那真是愧對先師，也愧對自己了。」

1999年，我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中初步寫成博士論文，修改後，1994年交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此次由《風雲時代》出版社印製發行臺灣版，首先應該感謝該社負責人陳曉林先生的美意。但距離此書初版，時間畢竟已過去3年，需補充需加強的地方逐漸暴露。最為要緊的是，我在這本書中以主要精力解析道德理想主義為意識形態所用形成的種種惡果，而這3年中，外部形勢也發生巨大變化，道德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化毒素尚未有效清理，在精神生活的另一端，知識份子應該堅持的健康價值卻呈雪崩之勢。鑒於此，元化先生曾建議我將此書臺灣版改名，不要用《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以免為玩世犬儒者所用。我思忖良久，為尊重讀者，還是保留此書原來出版的樣子為好。

應該承認，這樣「橫著站」，時有尷尬，既不好看也不好站。伯林所言消極自由的概念未必能照搬於今日之特殊境況，韋伯所言責任倫理與今日之境況即在內心交戰不已。既要警惕自己因人世情切而產生改造外界的衝動，又不能因此而喪失社會政治批判的銳氣，遁人隱世飄逸一路。更為困難的是，所有學理上的分疏說得再好，畢竟屬靜態邏輯，一旦腳履實地，每一次遭遇，都有一個如何在兩難之間尋找動態平衡的問題。所謂動心忍性，這大概是在今日環境中，稍有自覺意識者常費思量、備感困難、卻也最需磨煉的地方？凡有此類困難體驗，或許能理解我初次見到周德偉先生的那副遺墨，為何一時失語，內心怦然所動。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誤蒼生」。自有啟蒙以來，多少哲人智士孜孜以求，追求的不就是這個「天下文章、蒼生功業」？不過，並沒有多少人能翻一個面來想，為生活世界(lifeworld)之平靜發展自主延續，既保持儒者淑世為懷之古典追求，又存有一份現代人對「文章功業」的負面警惕。遙想當年，周先生與殷氏眾弟子往還，書生意氣，揮斥方道，登車攬魯有澄清天下之志；另一方面，卻又能時時跳出，保持一份現代知識份子面對生活常態，理應具有而實際上很少人具有的那樣一種不得不為之、為之又偏偏的戒慎心態，如此曲折轉進的豐富內心，如果換成文人騷客，費詞萬言，亦難說得清楚。目前知識界無病呻吟的文人濫騷情觸目皆是，始終未能看到有如此清澈的洞見：中典與西學相通，常理和睿智並存，而且對仗工整，力透紙背，層層關節，豁然打通！

此前我似乎一直在等待什麼，內有誹啡，欲言無言。不料卻在海峽彼岸，被一位素昧平生的老人一語點破。它是從杜甫詩中脫化而來，但已不是文人圈內借吟對而自矜的浮泛空言，如此明心見道，需多少次起落煎熬，閱盡滄桑，方能最終悟得？思念及此，我衷心感謝我的彼岸朋友，感謝他們在那個紫薇盛開的夜晚，帶我到過那樣美好的地方。

注釋

①我們可與法國革命之後相比，無論是右派的夏多布里昂，還是左派的維克多雨果，且不論社會政治傾向，其天風海雨的資訊含量與文革後作品的小家子氣，不可同日而語。當然，我們也不能全部歸咎于文學家或其他知識份子，這種差別是與更為深遠的文化背景、社會結構，乃至語言禁忌聯繫在一起。

②關於中產階級，此處似可多說幾句。從已見的西方學理上說，中產階級作為民主社會的必須結構，理應護衛；但是這樣的學理邏輯並不是從今日大陸中產階級產生的特殊背景而出，此其一；其二，目前特殊背景下產生的中產階級，出現這樣一種品相：民主要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卻不要民主，似乎還未引起注意；其三，即使將來中產階級產生民主要求，其精神趣味卻還是不值得恭維。如何給中產階級屬性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抵制其精神趣味席捲全社會，將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其四，我這裏所說的中產階級趣味，還有一種特殊情況：有一部分是真實的有一部分是後來仿製的——當時未必達到那種程度，只不過是部分作者透支後來出現的80年代生活意識，倒貼回去，拔高而成，故稱「仿中產階級趣味」。

③「文革」回憶錄中那部分仿中產階級趣味，已經向下滲透，今日有些新一代學者與作家，偶爾談及，說文革則藐之，頗有點仿中產階級口吻。這種輕薄口吻，吾期期以為不可，其原因，一大部分是因為意識形態話語遮蔽而難以瞭解晚近歷史的全貌，怪不得他們；還有一小部分，恐怕是來自急於與中產階級趣味接軌而形成的急切心態？這種心態，主流意識求之而不得，卻是思想界突破中產階級視野形成自主話語的一大障礙。

④這也是我為何將其思維活動稱為「反文革的文革」的原因之一，他們的思想內容有反「文革」的取向，但其思維方式卻與對立面相王聯繫，困於上述歷史斷層，經近代啟蒙洗禮的老一代已經消失或難以向下傳遞，新一代啟蒙精神只能從官方意識形態中裂變而出，這就造成他們與官方意識形態剪不斷，理還亂的臍帶聯繫。至80年代，老一代如何重新發言，新一代如何與他們隔代相交，則是思想史後來展開的一頁。

⑤事實上，顧准生前已自覺到這一點，他自己把當時探索的問題歸結為「娜拉出走後怎麼辦」。

壹、21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危機的形成與發展

在18世紀的歐洲，特別是19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通過經濟和政治的實踐，證明它的優越性：財富爆炸式膨脹；在人口增長的同時，大眾福利水準提高。其間，雖然不能避免經濟週期的影響，包括發生了1870年代的經濟混亂，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依然維持基本穩定運行。然而，進入20世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導致了自由秩序分崩離析，人類進入一個充滿武力和暴政的時代。接踵而至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重建、冷戰，國家和政府權力不斷強化對自由經濟的干預，甚至形成了計劃經濟和集權政治結合的「社會主義陣營」，全球湧現的民族主義運動，很少有自由主義的因素。自由主義，更精確地說是古典自由主義每況愈下，然而頑強地堅守陣地。1980至1990年代，自由主義從精神到實踐，再次勃興。然而，進入21世紀，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重新陷入全面挑戰和危機，自由主義面臨完全衰敗。
第一，現代自由主義在1990年代的輝煌。如果說，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古典自由主義最後的美好時光。那麼，20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則是現代自由主義最為輝煌的十年。1990年代的自由主義輝煌基於1980年代雷根和柴契爾夫人改善自由市場經濟的努力和冷戰的結束。1990年，針對市場經濟體系缺失的轉軌國家，在美國形成了「華盛頓共識」，即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同年，分裂了41年的德國統一；1991年，蘇聯解體；1995年，旨在實現貿易自由化的WTO成立。全球化、市場化改革和私有化是1990年代的主旋律。自由主義從來沒有像在1990年代那樣的樂觀。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繼1989年提出「歷史的終結」這一命題後，於1992年出版了影響很大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宣稱已經普世化的西方民主制度將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the universalization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as the 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
第二，自由主義命運在2000年之後的逆轉。在千禧年過後十年間，三個標誌性的歷史事件導致自由主義從輝煌回歸暗淡。第一件是2001年的911事件。911事件之後，全面刺激各國政府權力擴大，對民權產生了直接和間接地負面影響。例如，美國民權自由公會（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認為，911以後出現包括沒有根據的竊聽、折磨、綁架和拘留，以及侵害學術自由等十種濫用權力的情況。 第二件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在世界性的輿論導向之下，此次世界金融危機被普遍認為是自由市場經濟失敗的證明。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明確指出，金融海嘯表明市場經濟的崩潰，意味著需要改變從凱恩斯主義到「新古典主義」的歷史倒退。 第三件是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今天世界少有的拒絕經典民主制度，堅持其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中國經濟起飛「成功」，造成民主國家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相對「衰落」的強烈反差，與七十年前的一段歷史十分相似：1932年，蘇聯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的工業產量從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這樣的格局是因為蘇聯不僅沒有遭受大蕭條的衝擊，而且成為了大蕭條的收益者。與蘇聯經濟成功相對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力隨之上升。社會主義由「空想家的美夢」，變成「發展中的事業」。當時，在世界各國，有不少人甚至思考和討論西方的社會制度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1933年，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威廉‧福斯特參加總統競選，獲得了美共有史以來的最高選票。今天，人們討論「中國模式」，如果這個模式成立，可以複製，那麼勢必意味著經典自由主義的徹底失敗。
第三，自由主義的困境。2000年以來的自由主義危機是全方位的。在經濟領域，美國和歐元區存在債務危機，國際收支失衡，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福利指數下降，創新能力削弱，大型公司不可抑制地膨脹，國家資本主義復興；在政治領域，民權自由，公民社會不斷遭遇侵蝕，政黨政治混亂，民主制度制衡體系發生解構，「治理」成效甚微；在社會領域，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社會衝突增大；在思想文化領域，主流是將治理的希望轉移到國家、政府和政治家。最重要的是，此次自由主義危機，不是僅僅發生在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而且發生在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歐洲和北美地區。全球化曾經強化了自由主義的世界影響，全球化也加速了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的「退潮」，政府對市場經濟干預程度的深化和擴大，是不可抑制的世界性共同現象。
過去十餘年，在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整體性危機的背後是，有組織的少數，剝奪組織力低和政治力不強的多數。它帶來兩個潛在的危險：其一，由理性官僚統理的「新的奴隸的樊籠」或者政府。這是韋伯（Max Weber）的思想。韋伯認為，經濟的富裕和知識充足是發生這樣政府的前提，不是人類駕馭財富，而是財富駕馭人類。 其二，戰爭，甚至無限戰爭。政府如控制經濟，將使野心家有所憑藉，發動全體戰爭。 在政府萬能之意理體系下，和平決不能保持。只要「以一國之思想及政治體系凌駕別人，勢必演成衝突」。

貳、哈耶克思想的現實意義　

在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面臨今天這樣的危機面前，人民需要選擇：是屈服於政府進一步的強大，容忍自由市場的萎縮和民主制度基礎的全面動搖，還是為了避免21世紀的「奴役之路」，重建自由市場制度，限制政府的擴張？在這樣的選擇面前，作為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的哈耶克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現實意義。
第一、自由主義邏輯。哈耶克繼承了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思想，以個人主義出發，強調維護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經濟自由在內的個人自由。而市場經濟和私有制是實現個人自由的基礎，因為只有通過市場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產生效率，形成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民主制度則是實現自由的保障。依據哈耶克的自由主義邏輯，只要背離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就會從根本上損害個人選擇並承擔責任這一良好社會的價值觀基礎，讓人民不再相信個體的力量，不再追求自身的完善，不再有夢想和動力。於是，社會分裂，發生「階級鬥爭」和「人群衝突」。 進而實行社會主義，走向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就是奴役主義。史達林統治時期的蘇聯是歷史上最典型的極權主義：通過強制集體化，摧毀俄國原本存在的村社自組織體系；國有化剝奪城市居民自主就業的可能性；社會「國家化」，使國家成為唯一的雇主，擁有強制個人的無限權力。托洛斯基支持唯一個雇主的理論：持不同意見即意味著慢慢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古訓，已經由一條不服從者新格言所取代了。 蘇聯1940年出版的《簡明哲學詞典》其中對「個人」的解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群眾，群眾的解放是個人解放的基本條件」。所以，還必須消滅「自由的根源」，「摧毀人出生時就稟賦著新生活開端的能力」。 支撐史達林模式的還有秘密員警、恐怖主義、死亡和「古拉格群島」。在經濟發展的尺度上，蘇聯模式實現了現代化，但是，這是 「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而不是「以人為主體的現代化」。
第二，反潮流的勇氣。自由是哈耶克的永恆理想。哈耶克發表《通往奴役之路》的1944年，儘管世界主要國家捲入世界大戰，實行戰時統治經濟，但是，1930年前後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和嚴酷的經濟蕭條的噩夢揮之不去，主張通過國家干預經濟，解決所謂「有效需求不足」的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凱恩斯主義試圖在舊式資本主義和新式社會主義之間尋求中間道路。凱恩斯個人生命不夠長，但是，凱恩斯主義卻頗為幸運。戰爭和戰後重建，都給了凱恩斯主義巨大的歷史舞臺。羅斯福「新政」受到普遍肯定。與此同時，那時的人們羡慕奉行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的蘇聯的持續經濟增長，左派知識份子歡呼集體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方興未艾。自由主義空間急劇縮小。哈耶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告訴人們：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極權制度本質是相同的。後來，從1945年至1970年代的1/4世紀，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世界順風順水，是毋庸置疑的主流。又是哈耶克，在1960年發表了《自由憲章》。遺憾的是那時的人們對於這本充滿卓識遠見的著作，沒有給予及時的肯定，更不能理解其價值。幾乎是同時，1961年初，甘迺迪發表總統就職演說，其中一句話非常著名，「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這是國家至上主義。如今回顧哈耶克敢於反潮流，逆歷史的勇氣，頗有歷史悲劇特色，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古今中外經濟學界少有的一種超越時代的英雄主義。
第三，警示。1980年代後期，凱恩斯主義風光不再，自由主義取得歷史性勝利。但是，哈耶克沒有因此而喪失他特有的歷史洞察力。1988年，哈耶克完成了他一生最後一本重要著作，即《致命的自負》。他對自己畢生所反對「極權制度」的思想加以總結，指出社會主義的謬誤來自人們「致命的自負」。而這種「致命的自負」的基礎是理性主義，以及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似乎惟有用理性加以證實的，惟有被觀察實驗所證明的，惟有能夠體驗到的，惟有能夠加以檢測的，才是值得相信的。於是，人們可以在科學知識的基礎上設計和建造一種理性的制度，例如社會主義。愛因斯坦、羅素、凱恩斯是這種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不可能參與任何沒有事先對目標充分說明的任何一項事業。「理性主義者大多數有可能既聰明又很有學識，而聰明的知識份子大都傾向於成為社會主義者」。 韋伯也有近似的分析：社會主義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西方的理性主義。不僅如此，這種理性主義會走向毫無信念的支配現實世界，增加現實魔咒世界的非理性成分。 如果哈耶克和韋伯是對的，如果承認人類頑強的理性主義傾向，那麼，根除致命的自負和虛妄幾乎不可能，社會主義的謬誤就會不斷重複。自由主義沒有一勞永逸的勝利。如今又過去了1/4世紀，哈耶克的警示得到了驗證。
第四，制度選擇。21世紀過去了十年，人類可能再次臨近一個充滿政治瘋狂的歷史路口，需要選擇。哈耶克告訴我們，制度的選擇，不可以割斷傳統，不是創造新制度，而是回歸被否定的古典自由主義道路，回歸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回歸「貨幣非國家化」，回歸不為通貨膨脹主導的價格體系，回歸法律統治下的有限政府。這種回歸，將有助於恢復經濟和社會的自組織的秩序。自組織秩序具有化解經濟和社會內在矛盾和衝突的能力。哈耶克的思想展現了連接傳統－現代－未來的可能性。
哈耶克不是「先知」，也不是「聖人」，哈耶克生前和身後，都沒有出現以哈耶克命名的主義和學派。但是，哈耶克無疑是一位不同凡響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窮盡一生，通過包括法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以及倫理在內的學科，證明國家至高無上、全能政府、理性主義的危害性，執著地探索和論證自由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如果沒有哈耶克，沒有他的深邃的理論體系，沒有他參與的與凱恩斯主義、社會主義的辯論，整個20世紀的經濟思想都會黯然失色。

三、自由市場經濟勢衰的基本原因

在過去十年間，特別是2008年以來，自由市場經濟從「復興」逆轉到危機。如果深入分析，在20世紀後半期，市場經濟全面惡化的基因始終頑強地存在，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代世界，威脅市場經濟的主要力量來自有限政府向無限政府的轉變，corporation的膨脹，以及政府和corporation的結盟。 其中，政府權力的擴大，源於「自動」、「主動」和「被動」三個機制。所謂「自動」就是政府權力自發的擴展；所謂「主動」即政治家和官僚們利用各種藉口擴張政府權力，例如，以提高社會福利的名義（此地，換一個例子不容易歧義）；所謂「被動」是指重大的內部和對外衝突，民眾賦予政府更多權力。
第一，政府的財力快速擴張。一般來說，有限政府就是政府的經濟權利有限，憲法上對其嚴格限制的程度，不亞於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法規。而政府財力主要體現在財政預算。在過去數十年中，如下基本理論試圖解釋為什麼政府預算擴張的不可阻擋：其一，瓦格納（Wagner）定律。政府預算一般以前一年度的額度為基數，以遞增的方式加計而成。當國民收入增長時，財政支出會以更大比例增長。隨著人均收入水準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將會提高，這就是財政支出的相對增長。 其二，尼斯坎南（Willem A. Niskanen）「雙重壟斷」理論。尼斯坎南提出了預算最大化官僚模型和支援模型的兩個假設：假設一，官僚們試圖最大化他們的預算；假設二，官僚機構在最大化他們的預算時大多數情況下是成功的。這是因為官僚體系在國會面前，具有兩個先天優勢：其提供的服務和產品具排他性，國會對官僚系統的成本函數不清楚，而官僚機構清楚國會需求函數，官僚體系相對於國會擁有資訊上的優勢；官僚有提案的權力，可以向國會提出take-it-or-leave-it的預算要求。所以，政府預算過於龐大而沒有效率，幾乎無法避免。 其三，政府本來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服務。但是，政府通過增加所謂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有意識地模糊市場和政府的邊界，置換市場和政府的角色，加劇民眾對社會福利計畫的幻覺。其四，政府可以發行債券。其五，政府可以實施財政赤字。
第二，政府貨幣發行權和鑄幣稅。政府操縱貨幣是最主要的危險，導致貨幣價值波動和貨幣經濟體系紊亂。1971年，尼克森宣佈切斷美元和黃金的直接關係，戰後經布林頓森林會議建立的貨幣體系完結，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成為了完全的「fiat currency（法定通貨，不兌現紙幣）」。從此以後，“pure” fiat money system控制了世界的經濟活動。fiat money system最重要的特徵是與其不可分割的「鑄幣稅」（seigniorage）。「鑄幣稅」為政府帶來了源源不斷的高於貨幣本身價值的財富。在fiat money system下，世界貨幣體系進入了波動和不穩定的時代。伴隨信用貨幣制度的發展，政府對中央銀行的控制權也不斷加強，中央銀行的官僚化和「政府化」，於是，不是市場，而是政府，或者已經喪失獨立權利的中央銀行決定貨幣供給量，利息市場化的時代隨之結束。本來作為市場經濟組成部分的貨幣「異化」成為政府有效干預市場的最重要的手段。政府可以隨心所欲的增加和減少貨幣供給量，提高或者降低利息率，以影響所謂的宏觀經濟。所以，自1970年代，通貨膨脹成為了經濟生活的常態，且是政府一種新的和隱蔽的「稅收」形態。
第三，政府「聯盟」的出現。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普遍化，不僅發生在新興國家，而且發生在具有資本主義傳統的市場經濟國家。各國政府之間形成了沒有文字的「政府聯盟」，政府對市場干預呈現國際化。每年的各類政府首腦的經濟高峰會議，就是這種聯盟的運行方式。在今天，世界已經不存在完全獨立的貨幣政策。深入分析，國家與國家之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差異的影響，以及「地緣政治」的作用都在降低，相比較利益衝突，共同利益在強化，各國政府和政治家之間正在形成一種看不見的利益關係，走向「趨同」。
第四，corporation的膨脹。根據corporation法：corporation的力量來源於其具有「自然人」的性質（corporation’s power comes through in its personalities）當corporation無限擴大，科斯的產權理論就失去了「私有制偏好」基礎，交易成本就會喪失約束。早在1970年代，corporation 膨脹已經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徵，那時，人們注意最多的還是corporation的一種形態，即跨國公司。但是，伴隨全球化，corporation和跨國公司的界限基本消失，幾乎是同一語，corporation globally，corporation之間形成巨大的和複雜的網路，其力量膨脹，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樣不可遏止，擠壓個體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改變著自由市場經濟秩序。人類除了面對傳統的state和nation，還要面對的是corporation nation。 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人正在逐漸都被擁有、被操縱，為了利潤被剝削（“For in a world where anything or anyone can be owned, manipulated, and exploited for profit,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will eventually be”）。 可以肯定，在當今世界，corporation已經是一種具有統治地位的機構，幾乎沒有什麼人，甚至那些被認為的公共領地，也難以擺脫corporation的滲透和侵入。
第五，政府和corporation的結盟。一方面，corporation 可以控制政府。人民沒有辦法通過選舉和選票影響和改變corporations的組織和運行；另一方面，政府甘願演變為corporation的代理人。在美國，政府的經濟救助花費巨額資金幫助大銀行、大汽車企業「脫困」，而在幫助中小企業增加就業方面卻成效不彰，人民在大政府和大商業之間，更反感的是大商業。2011年，日本因為海嘯災難導致了福島核電站事故，由此暴露了一個「原子能村」。這個「原子能村」源於核電設備商、國家電力企業的行政監管部門，以及主要分佈在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以及文部科學省的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等部門的核工業、核子物理等領域的專家學者。這原本是一套各負其責、互有牽制的體系，但是，實際上卻淪為一個盤根錯節、利益均沾的官、學、商的利益集團。其中，政府系統的墮落是關鍵。在亞太地區，政府的金融角色不是削弱，而是加強，許多亞洲國家都建立了主權財富基金。政府與商界之間的親密關係正在全面復辟，力求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促進自身的大型工業基礎設備出口。在日本，原本私有化的郵政服務將再度收歸國有；瀕臨破產的日本航空公司最終在政府的財政救助下起死回生。在韓國，政府成立了一個新形式的基金支持建造行業的出口。
第六，國家資本主義全面崛起。在歐佩克（OPEC）成立之前，一家國際性石油公司來到一個國家、畫地為牢，就能賺很多錢。而在歐佩克成立後，國有化出現了，石油公司不能再按照過去的模式經營了。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列寧的「制高點」理論，捲土重來。2010年5月，政治風險專家Ian Bremmer在他的著作《自由市場的終結：誰將在政府與企業的戰爭中勝出》（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中提出：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經濟的主要區別在於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因素，後者是對全球市場經濟的最大威脅。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職能是執行合約、限制道德風險（比如貪婪）以及創造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而在國家資本主義中，政府如果被迫在保護個人權利、提高生產力和政治目標中做選擇的話，國家資本主義將永遠選擇後者。國家資本主義的特徵是，政府既當裁判又是運動員。國家資本主義的首要國家是作為領導者的中國。俄國作為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也可以加入該行列。第二類型主要是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包括安哥拉、伊朗、科威特、馬來西亞、尼日利亞、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和委內瑞拉。第三類型包括從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獲益、已經部分轉型到市場經濟的國家，包括巴西、埃及、印度、印尼、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
總之，政府企業化和企業政府化正在成勢，由此正在徹底改變市場的自組織的傳統結構和機制。人們一度寄以希望的調和市場、企業和政府關係治理（governance），沒有成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人們對它有不同的解讀：西方主要國家政府，例如美國政府將其歸因於金融界，特別是華爾街的貪婪；而商業銀行認為是政府長期不適當干預的結果；中國則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所致。它標誌民主制度的衰落。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世界主要國家（G20），特別是中國，試圖誇大此次危機的嚴重性，甚至超過1930年代的大蕭條。其實，2008年危機，主要是政府責任，政府不僅多年來成為了投資銀行的代理人，而且實行不正確的貨幣政策，是政府破壞自由市場經濟結果。這種爭論，在解釋1930年代的大蕭條問題上，曾經發生過。奧地利學派認為：大蕭條很大程度是由於政府錯誤干預經濟所致，例如貿易保護主義。經濟長波週期理論、市場發生問題，甚至失調，絕不是政府干預的理由。滯脹就是政府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的後果。遺憾的是，人們誤以為此次危機是市場失靈所致，為了避免人們福利遭到進一步傷害，支持政府擴大對市場的干預。所以，2008年之後，全球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制度的支持率呈下降趨勢。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給各國政府以進一步強勢干預市場經濟的機會，各個國家政府實現了更「合法」地干預市場經濟的「自動」、「主動」和「被動 」的集合。

肆、民主制度基礎是如何遭到侵蝕的？

斯賓諾莎（Benedict Spinoza）是在人類思想史，特別是政治哲學上不可逾越的巨人。斯賓諾莎承認國家的必要性，但是，不信任它。他認為：國家的最終目的並非統治人，也不是用恐怖來約束人。國家的目的實際上應該謀求自由。國家的作用是促進發展，而發展取決於自由。國家對思想控制的越少，公民和國家雙方獲得的利益就越大。 歷史已經一再證明：一個有限政府是一個民主政府的前提，而一個民主政府必須是一個有限政府。如果政府不受限制，沒有法治制衡，侵犯各個獨立的和自由的領域，那就是極權主義的政府。
第一，自由市場經濟需要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而代議制度，人民選舉政府，所有人在法治下平等，可以實現這個目標。代議制度的合法性不在於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大多數人依然會犯錯誤，甚至發生多數人的專政。代議制度的合法性在於，當社會對政府發生信任危機，當人們需要改變，可以通過選舉方式，而不是暴力、內戰。不僅如此，代議制度可以有效地緩衝國家的控制衝動，化解政府信任危機。在代議制度下，民主制度能將絕大多數人培養成理性的公民，因為民眾知道，非理性行為會破壞以理性程式來規範的民主政治制度。所以，哈耶克認為，民主並非是一種終極價值，確是限制政府的最好選擇，其原因有三：人們會主動關心公共事物，增進公眾對政治問題的意識和理解；許多人可以成為被選拔作為管理公共事物的物件；大多數公民來決定政治領袖的變動，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治領袖交接。
第二，民主制度本身是可以走向反面的。哈耶克指出若干原因：其一，民主機構擁有無限權力，且不正當地行使這些權力；其二，如果民主政府不受制於法律；其三，各個利益集團的爭鬥、妥協和遷就；第四，少數利益集團支配民主政體的政策。當然，哈耶克也指出，事態的如此發展並不是民主制度的一種必然結果，而只是那種被人們逐漸與民主制度混為一談的「無限民主」或特定的無限政府的一種後果。人們在君主立憲的進化過程中所確立的限制至上權力的各種措施，在代議政府建立以後，卻逐漸被一點一點地否棄了。根據韋伯思想，在早期資本主義向後期資本主義過渡中，經濟和社會不可避免地「徹底國家化」，進而開始自行摧毀如自由市場、企業經營自由及就業市場自由等前提。 1975年，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民主的危機》出版。 在這本書中，亨廷頓歸納了民主危機的主要表現：民主對權威的挑戰；公眾信心與信賴的衰落；政黨體制的衰敗；政府與反對黨之間的權力平衡轉移。全球化之後的21世紀，民主制度的危機程度加深，民主制度的基礎發生動搖。
第三，當下民主制度動搖的主要標誌。其一，狹義的個人Civil自由權利和政治權利，廣義的人權，遭到普遍侵犯。2001年的9/11事件，加劇了政府，甚至政府的某些部門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全面侵入（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壓制保障民主運行的個人偏好。納稅人納稅用於控制普遍的個人自由，導致人民爭取自由成本大幅度的提高。其二，世界性的中產階級萎縮。在傳統的代議制社會，因為社會的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社會偏好自然向中產階級的意願靠攏。於是，多數規則會發揮其作用，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如果中產階級居於社會的多數地位，整個社會難以發生極端的選擇，會呈現政治穩定，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理性化。在政治學中，有一個所謂的中間投票人定理：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家，要想獲得多數選票，贏得選舉的勝利，其競選方案與綱領需要符合中間投票人的意願。 但是，由於中產階級的人數和品質下降，社會結構改變，民主政治正在喪失穩定的基礎。其三，社會分裂。個人理性不能轉化為集體理性，碎片化，沒有集合的機制。而社會分裂的根源是市場經濟遭到破壞。其四，政黨官僚化，個人利益壓倒政黨原本的世界觀，理想主義淡化，政黨政治個人化和腐敗。其五，媒體普遍喪失獨立性，遭到政府和corporation的控制。例如，美國政府可用不同方法影響相當數量的媒體及其內容： Time Warner is the largest media conglomerate in the world, with holdings including: CNN, the CW (a joint venture with CBS), HBO, Cinemax, Cartoon Network, TBS, TNT, America Online, MapQuest, Moviefone, Warner Bros. Pictures, Castle Rock and New Line Cinema, and more than 150 magazines including Time, Sports Illustrated, Fortune, Marie Claire and People。其六，時代性的和世界性的公共知識份子嚴重缺失，批判精神普遍喪失。
第四，民主制度國家對極權和專制國家的縱容。在1930年代，西方民主國家不乏有識之士認清希特勒納粹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反人類性質，但是，在國家政策方面卻採取「綏靖主義」，為此，歷史付出重大代價。如今，問題更為嚴重，民主國家的政府和為數可觀的政治家，因為利益關係交叉，對極權和專制國家不僅縱容，而且媚俗。
第五，1951年，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Arrow)在《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如果眾多的社會成員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會又有多種備選方案，那麼在民主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人都滿意的結果。由此，很多人認為民主制度不僅低效率，而且難以為繼。其實，阿羅不可能定理不是反對，而是為自由民主制度辯護的。

伍、中國模式：21世紀的新型國家（官僚）資本主義

中國具有中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直至1920年代末，原本是距離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距離最近的經濟體。例如，南京民國政府在1933年實現「廢兩改元」，國家才得以統一貨幣制度。中國發行信用貨幣已經是到了1935年。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國曾經是可以滿足絕大多數消極自由，為精英提供積極自由機會的國度。1949年至1978年，中國曾經實現公有制、計畫體制和封閉經濟體系。其間，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不僅被摧毀，而且被連根拔掉。在極權制度之下，一方面剝奪了每個人消極自由的一切可能性，另一方面，卻給大眾所謂積極自由機會的虛偽幻覺。自1980年代，中國開始經濟改革和開放，當時的決策集團企望在中國重建市場經濟。人們也報以同樣的期許──中國會實現向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轉型。中國的改革過程，也一度加劇了這種幻覺。但是，三十年之後，事與願違，中國不是逼近，甚至不是若即若離，而是不斷遠離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近年來，中國和世界都在討論「中國模式」（China Pattern）。 但是，分歧巨大，其焦点並不是「有」還是「没有」「中國模式」，而是如何評判中國的現行經濟制度。
第一，中國距離市場經濟基本標準甚遠。2001年12月11日，恰恰在9/11之後的第三個月，中國成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若干年之後，中國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五個對世界經濟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經濟體」，位於美國和歐元區之後、日本和英國之前。中國一反過去抵制「自由貿易」的立場，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支持自由貿易的國家力量。同時，中國一直努力爭取世界各國認可其完全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在這一努力背後，包括有兩大動力：希望「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制度得到世界認可，同時免受只針對非市場經濟體的貿易補償方法。前者出於心理因素，後者處於實際考慮。但是，直到2010年，歐元區主要國家，美國和日本仍然認為中國沒有達到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標準。2004年，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教授訪問武漢大學，在回答記者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是市場經濟問題時，明確指出：目前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比美國、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要大得多。也許中國政府做的已經過多了。中國經濟的市場特徵還很弱，如果按照美國人的觀點來看，它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它只能是在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裡面有一些市場經濟的特性而已。中國政府對本地經濟的控制力要比美國大得多。 國家壟斷各類資源，特別是金融資源。國家是金融所有者和經營者，法院和市場監管機構就無法獨立，從根本上削弱了法律的功能；與權力有關係的個人和企業可以得到特權；政府負債最後由國家來承擔，國家所依據的主要是貨幣發行；國家壟斷金融使銀行等機構遍及全國，導致銀行控制的金融資源規模最大化，金融交易中的民間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國家控制的銀行擁有大量存款，金融當局擁有制定存貸利率、選擇貸款目標等權利，採用「金融壓迫」政策（Financial Repression）。金融當局將存貸利率保持在較低水準，為目標產業與企業長期提供成本低廉的融資服務，主要是支援國有企業發展。近年來，國家主權基金創造了絕對權力。在中國，稅收來源於所得稅、財產稅和流轉稅。但是，由於財產屬於公有、國家和政府，納稅人當然就是政府。國家為了政府運作所需，向社會徵稅，主要納稅人居然是「國家」，似乎荒唐，卻是現實。既然納稅人和用稅人都是政府，政府自然無法抑制本身。
第二，中國政府是當代世界最有財力的政府。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政府的稅收增長幅度持續高於GDP的增長幅度，政府在國民儲蓄中的比重同步增長。中國政府儲蓄占GDP的比重，不僅高於發達國家，而且高於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政府的國家預算內財政收入，加上國有企業當年未分配利潤，以及各級政府土地出讓收入，政府可支配財力近乎GDP的30%作用。如此情況，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極為罕見。
第三，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中國的地方政府兼具「發展型政府」（development state）和「掠奪型政府」（predatory state）的雙重特徵，集中表現為地方政府的「公司化」。 公司化的政府以追求經濟增長，特別是財政收入為最高動力，GDP是成為了公司化政府的營業額，財政收入是利潤。公司化政府，對招商引資、土地徵用等經濟活動，有強烈的介入衝動，而對於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卻缺乏動力。進一步，政府的公司化，不可避免地導致官商的「權利和金錢」交換，「代理主義」（clientelism）發生變異，不再是政府官員通過給與選民物質利益換得選票，而是政府官員通過為商人提供方便換得物質利益。
第四，中國沒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國國有企業對生產要素的高度壟斷，主導國家資本主義進程，在某些行業，例如能源，通信和鐵路，不僅具有壟斷性質，而且形成了若干具有「龍頭老大」的「寡頭」。中國從來沒有發生「國進民退」，因為，根本沒有過「民進國退」。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案例：這個公司在過去幾年內，徹底改變了原本的「廠網分離，主輔分離，輪配分離」的反壟斷的政策，成為電力工業的「寡頭」企業，2008年的總資產是164,262億元，職工153.7萬人。2009年，在《財富》500強排名是第15位。2010年，位列第8。
第五，中國的黨－國家－政府的整體制度官僚化。至今，中國並未真正告別集體主義傳統，沒有建立權力制衡的意願，保持著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極權主義的某些傳統。經過過去三十年改革的中國，黨－國家－政府制度一體化迅速成熟，而且完成了整體官僚化的轉型。不僅如此，這種黨－國家－政府制度的整體官僚化體制，通過畸形的資本主義和市場體系得以放大。如今，中國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幾率微乎其微。不僅如此，按照韋伯的看法：官僚制一旦建立，其客觀上不可或缺性加上它特有的「非人格性」，使得它「很容易為任何人服務，只要此人知道如何來駕馭它」。 這種情況比毛時代還值得警惕，因為，毛時代如同封建制度，強迫個人忠誠，如今，這樣的限制不復存在，徹底地「非人格化」，不可避免發生官僚制的膨脹和凝固化。
第六，中國沒有主體性社會，社會的自組織、自治和自律的功能繼續流失。在中國，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發育緩慢，甚至停滯，至今沒有形成現代社會結構。其原因是：其一，政府權力持續擴大，政治和行政權利無所不在。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資源，設立管制社會事務的新部門、新機構，壓縮社會的自組織的空間。中國的民間組織，少有真正的自主和自治；其二，高速「城市化」和「滅村」運動，導致中國處於新社區尚未穩定，農村和鄉鎮的傳統社區不可抗拒的「消失」時期，已經非常弱化的社區「自組織」功能，基本喪失。其三，中國的所謂「私有經濟」，普遍需要依附於政府和國有企業。中國中產階級從形成之時，就是中國黨國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很難成為推動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化的力量。
2008年以來，中國自己提出了「中國模式」。其實，中國模式可以概括為「強權力，弱市場、無社會結合」三個基本特徵。 這個模式的基礎是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是既有的發展模式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的又一次演繹。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顯現的更為有力量。因為，政府控制了國內經濟活動的所有層面，加之政治制度的支持，具有很強的決策能力。中國的幾億低廉勞動力，幾乎是只生產不消費的社會群體。政府通過出口獲得外匯，再借給美國等到發達國家，變成外國國債，相當於把中國老百姓創造的財富再借給外國人。之後，這些國家用從中國借的債來買中國的商品。
在「中國模式」背後，是人口過多，資源匱乏。中國持續的經濟和社會財富高速增長，不僅會遇到中國自身資源的限制，而且會加劇世界資源短缺。所以，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與西方國家和俄國比較，顯現得更為嚴重。如果說，西方爭奪全球資源是為了保持較高生活水準，那麼中國爭奪全球資源則是為了基本生存。

陸、拯救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

回顧自由主義歷史，面對日益惡化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悲觀主義不可避免。韋伯是一位對自由主義持悲觀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韋伯一方面認為，確有可能出現絕對的官僚支配制度，但是，不可以讓這種情況發生；另一方面，雖然完全的民主制度應該存在，但是，卻難以實現。所以，人們必須出選擇即使很不徹底民主制度，為此，不可以容忍無限政府和官僚制度的擴張。與韋伯時代比較，21世界問題更為嚴重。奴役制度徹底取代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在加強，而不是減弱。這個世界發展方向已經演變為不是「好」的或者「壞」的，而是哪種「壞」的：是政府控制和取代自由市場，還是公司控制和取代政府（Government takeover of the free market or, or Corporate takeover of government）？所以，為了每個個體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需要參與拯救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哈耶克從來沒有放棄對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的信心。根據哈耶克的思想和人類進步的實踐，如下的努力將有助於拯救自由市場和民主制度：
第一，界定有限政府。一方面，政府必須承擔實施法律和抵禦外敵的職能；另一方面，政府必須提供市場無法提供或無法充分提供的服務。就政府提供服務而言，絕不能使用強制力。當政府承擔服務職能時，人們不能賦予政府在抵禦外敵時所被賦予的同樣權威。2010年4月22日，在比利時，荷蘭語政黨與法語政黨圍繞首都布魯塞爾大區行政區劃問題的談判破裂，荷語開放自由黨宣佈退出比利時執政聯盟，首相萊特姆向國王阿爾貝二世遞交辭呈。至2011年4月22日，荷蘭的這種「無政府」狀態將滿一年，成為全球「無政府」狀態持續最久的國家，並被列入金氏世界紀錄。對於自由主義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證明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且具有深厚民主制度傳統的國家，即使沒有政治家控制的政府，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依然可以照常進行。
第二，建立「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真正的個人主義堅信那些由小型社區、人群和家庭成員的共同努力所形成的價值，堅信地方自治以及各種自發自願的結合體，並認為個人主義正是通過這些形式得以實現自身。
第三，全面興起的「非政府組織（NGO）」，或者「非贏利組織（NPO）」的潛力不可低估。因為，這類組織是以自然法人構成，其運行與政府沒有關係，且沒有贏利行為的組織。目前，國際性的NGO已達到4萬以上，至於國家性的數量更為巨大。 NGO或者NPO對民主制度有著積極作用，包括加強政治參與，幫助政治精英實現公眾的「理性化」，推動民主體系的長期穩定，協助創建和發展公民社會和民主國家。
第四，“IT”革命為人類提供了21世紀「自組織」的基礎結構。2004年，年僅20歲的馬克‧紮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創建了Facebook，徹底改變了互聯網時代全球社交聯繫方式。從此，互聯網技術向每個個體身份回歸。「如果Facebook用戶選擇建立一個國家，那麼它擁有全球1/12的人口，僅次於中國與印度。每天，全球5.5億用戶操著75種不同的語言在Facebook上流覽、評價、分享，全球用戶每月耗費在這個社交網站上的時間高達7000億分鐘」。 自然，馬克紮克伯格被譽為「人類2.0時代」的造物主。在Facebook創建前後，還有Friendster (2002), MySpace(2003), Linkedln (2003), Mix(2004)等社交聯網出現。社交網站的理念包含著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觀念。值得提及的還有Twitter，及其他「微博」對人類「自組織」的貢獻。人的要素，在社交網路架構之下，個人空間得到了充分的釋放和放大。當然，以今天國家的強大，存在著國家對社交網路滲透甚至利用的危險。

柒、自由主義在中國

中國畢竟沒有經歷歐洲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古典自由主義在中國沒有機會生根和發育。進入20世紀，現代自由主義進入中國，沒有和本土的傳統自由主義相結合，而是從反傳統開始，故受到保守主義的抵制；同時，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傳播，也視現代自由主義為「異端」。所以，自由主義始終受到兩面夾攻。在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思想，可以像自由主義那樣被誤解和曲解。
第一，中國自由主義傳統薄弱。中國在幾乎沒有明白亞當斯密的時候，就跳躍式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知識份子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主流是肯定國家資本，國家主義，進而社會主義；誤讀俾斯麥，日本明治維新，以及史達林，於是德國、日本和俄國成為中國的「model」。那時的自由主義代表少有深度。例如，作為自由主義象徵的胡適，雖有對自由主義的真知灼見，但是其受社會主義影響明顯。「因為胡適的思想來源於杜威的實驗主義，而杜威在美國基本上被看成一個准社會主義者」，胡適內心對蘇聯的經濟模式是非常崇拜的。 被譽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的張君勱，不贊同共產主義，卻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中國學者尖銳指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活躍中國政治舞臺的曾琦，反對共產主義，卻主張國家主義。儲安平的思想來自於英國的拉斯基，拉斯基也是社會主義者。在翁文灝和錢昌照主持下的資源委員會，將民國初年私人資本創辦的眾多私有工業、礦業企業國有化。1949年以前的中國，儘管基本具有自由民主的大環境，但是，自由主義根基膚淺，缺少近代自由主義和保護人權的法律意識，所以，在1949年之後的短短幾年，基本被摧毀。
第二，台灣的自由主義的傳播和成長。1949年之后，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熄滅，其火種在台灣燃起。在台灣的自由主義的群體中，周德偉先生具有獨特的和重要的歷史貢獻。一方面，周德偉先生不遺餘力地繼續倡導自由主義，為自由經濟「正名」，告訴人們：「主張自由經濟並非反對一切政府干涉，只反對政府直接干涉經濟事業而已」。 並努力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融會貫通。1953年，在周德偉的建議下，殷海光將《通往奴役之路》譯出，在當時台灣最著名的自由主義陣地《自由中國》雜誌連載。該書無疑對台灣尋求建構適合台灣的自由社會秩序發生影響。另一方面，周德偉先生最早試圖運用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影響台灣的國民經濟運行。 周德偉先生認識到：建立出口導向型經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而出口導向型經濟必須依賴經濟自由化，核心問題是如何實現新台幣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那時，中國大陸採取了廉價傾銷政策，奪取台灣已有的國際市場。政府為了鼓勵出口，採取了出口退稅、低息貸款，配給廉價原料，但是效果有限。這是因為，政府管制下新臺幣匯率，嚴重高估，外匯（主要是美元）價格低落，加之政府管制下的銀行利率低於市場利率，企業和個人必然用廉價的銀行貸款進行外匯投機。結果是出口成本加大，進口不可抑制，國際收支惡化，擴大財政赤字，政府增加財政性貨幣發行，導致通貨膨脹。所以，唯一的選擇是建立單一市場匯率，台幣貶值，掛牌匯率提高，減少外匯需求，導致市場匯率回落到合理範圍，市場利息降落，生產成本減少，實現擴大出口。 周德偉先生還富有預見地量化了符合當時實際的新臺幣匯率。 在最初幾年，周德偉先生的意見並沒有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理解和認同。到1958年，周德偉關於匯率和利率市場化的政策建議被政府採用。之後，台灣經濟自由化開始啟動。當年《自由中國》對台灣管制經濟的批判，其實是台灣經濟自由化運動的組成部分。在這個「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夏道平先生是台灣自由經濟的傳道者，蔣碩傑先生也是不可多得的推手。比較台灣和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過程，不難發現：在中國大陸，私有制基礎和市場經濟遭遇徹底摧毀，在台灣得以保留；在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發生過「經濟自由化運動」，在台灣，「經濟自由化運動」是「台灣經驗」的組成部分。 由於自由主義台灣被廣泛認知，自由經濟成長，奠定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歷史前提。在這方面，台灣比較香港、韓國、新加坡的經濟「起飛」過程，其歷史經驗要豐富和精彩得多。
1973年，周德偉翻譯的哈耶克的《自由的憲章》問世，其實是自由主義思想在中文世界的大事。周德偉稱周德偉譯著是「達旨」，為了避免人們對「主義」的先入為主的意識，用中文的「自由立茲」表達英文的「liberalism」，實在值得後人思索。
第三，中國大陸自由主義一度「全軍覆沒」。大陸在1949年以前，因為周德偉先生，哈耶克的思想和文字得以在中文世界傳播，結束了哈耶克長期不為中國學者所知的狀況。但是，自1949年以後的近十年時間，再沒有人介紹和研究哈耶克的記錄。直到1959年和1962年，滕維藻和朱宗風分別翻譯出版了哈耶克的《物價與生產》（上海人民）和《通往奴役之路》（商務印書館）。兩本書都是作為「內部讀物」，印數少，只限於高級官員、高級知識份子範圍。加上當時的時代背景，幾乎沒有形成任何影響。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中國的自由知識份子不復存在，自然也沒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空間。所以，中國在1950、1960、1970年代，共產黨不可能容忍《自由中國》的出現，沒有可能產生大陸的周德偉、殷海光、夏道平，沒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傳道者，更談不上殉道者。
第四，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局限」。1980年代初期，自由主義抬頭，一度長足發展，但是，很快遭遇打擊。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後演變為「文化大革命」後一場大規模「左」傾運動。這次運動因為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聯手抵制，表面上未能繼續，卻釀下了胡耀邦1987年被迫辭職，1989年趙紫陽下臺，遭受長期軟禁的「種子」。1989年，中國的自由主義所受的打擊是毀滅性的。遺憾的是：自19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和政治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構成官僚、教授、律師、傳媒人士的主體，「精英聯盟」的組成部分，維護現行制度。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熱衷於為政府和大公司出謀劃策，政府如何干預經濟；在媒體向公眾就短期經濟熱點問題發言，缺乏獨立立場，忽視，至少是沒能，就重大問題對社會產生足夠的影響力，比如可持續經濟發展、財富分配、制度轉型，以至於，中國經濟愈發背離自由經濟的財富生產和資源配置原則。通過他們，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凱恩斯主義，已經在中國深深紮根。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有了對哈耶克的系統介紹和解讀，不乏研究哈耶克的學者。哈耶克生前是不可能預見到他的名字和思想會在中國獲得那樣的「普及」。但是，哈耶克思想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實際，卻沒有發揮實質性的作用。中國似乎已經是一個經濟學大國，却很可能會重複德國在20世紀初的歷史，不存在真正的經濟學，尤其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國一些自我宣稱，或者被認為代表自由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其實代表的是國家資本主義，且是既得利益者，迴避甚至否定民主政治制度。因為他們的虛偽「自由主義」，剝奪了真正自由經濟主張的空間。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歷史現象。
第五，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前景。目前，自由主義，特別是和自由主義相關的「普世價值」正受到過去三十年從來未有的批判，形成了不是「運動」的「運動」，湧現了若干類似姚文元式的人物。 2011年，有一篇代表性文章，稱因為中國自由派不懂中國歷史，將陷入「百年邊緣」。 自由主義不是意識形態，用意識形態對待自由主義是少有的不公正。中國的所謂「左」派，誤以為中國的假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將中國的「權力病」判決成「市場病」，假李逵當作真李逵，因而反對自由市場經濟；中國的民族主義，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卻沒有參透中國經濟和西方經濟在背離自由市場經濟原則方面的一致性。最近，有一篇題為＜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分析：四大思潮逐鹿中原＞的文章，樂觀地認為：「中國的未來必將屬於自由主義。不僅世界潮流如此，國人的選擇只能如此」。 如果實事求是，在中國，糾正民眾對自由主義的偏見，推動自由主義和中國傳統的結合，重建中國社會的自組織機制，實現自由主義中國的生根發芽，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此外，當前世界政治和經濟大環境不利於自由主義，民眾顯現出「左轉」意願。這種情況的改變，還要依賴世界經濟的整體復甦，就業擴大，也需要時間。可以肯定的是：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國新生代，沒有經歷過「集體主義」的束縛，具有難以估量的自由自主要求，強烈的多元主義傾向，伴隨他們成為社會中堅，他們會接受自由主義，實踐自由主義。











朱嘉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博士，現任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1980年代參與中國經濟改革，1989年6月出走美國，離開前擔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所副所長，85-89年間同時主編中國在80年代唯一的非政府經濟學術刊物《中青年經濟論壇》。自1970年代後期，大約發表了300篇關於中國經濟的文章，主要著作有：《朱嘉明文選（3卷）》、《中國大陸工業企業》、《中國大陸鄉鎮企業》、《論非均衡增長》、《國民經濟結構淺說》及《現實與選擇》等。

人類在工業文明和工商資本主義發展的兩、三百年間，已造成「全球環境變遷」的重大危機，引發地球史上「第六次大滅絕」的危害。不同的是，地球史上前五次生物大滅絕主因是天災、地變，今日開啟的第六次大滅絕卻純然是「人禍」所致。而台灣四百年來的開發史，也是生態環境破壞、原住民土地被掠奪及文化被壓迫的滄桑史。弔詭的是，台灣社會不論國家或社會大眾對未來社會的想像，主流的意識形態多仍淪於「經濟成長」和「發展主義」的迷思裡。
這是我們這個年代台灣的真實處境。一方面，我們的社會不斷追逐各項經濟成長率、經濟發展等指標數據，刺激消費各種科技便利產品；各種所謂「文化創意」產業，基本上仍屬於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追逐。另一方面，我們又不斷面對一個個不當開發、破壞所帶來的災難，公害與污染，生態環境破壞，森林與綠地緊縮等等，終究帶來「大自然的反撲」而可能以「天災」的形態出現，卻被忽視天災背後的人禍性質。
台灣社會即便開始談論「風險社會」或「災害社會學」，卻很少正視所謂「天災」常是「人禍」的演替，而未反省整個台灣社會主制意識形態，多半仍墮入資本主義社會衍生的「發展主義」的迷思中，也未看見台灣多樣生態和多元文化社會，一而再、再而三藉著地進行著「大自然的反撲」和「社會性的自我防護」運動，藉著「創造性的適應」機制，而維繫了家園生計和生態文化共存的生活。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只有一個台灣。面對「我們的社會要走到哪裡去？」課題，各種社會審計、社會立法、社會監督、社會訴訟與社會抗爭，都是實質民主和社會防護的形態。尤其，台灣原住民的傳統生態知識和生活智慧，常如黑暗社會中的微光燈火一般，即便火炬微弱渺小，卻足以照亮前路。



主持人：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題／與談人（單位職稱）：
1. 以團結經濟抵禦發展主義的實踐經驗／鍾秀梅（成大台文系副教授兼主任）
2. 原住民家園生計思辨對台灣社會出路的映照／官大偉（政大民族系助理教授）
3. 阿美族女性生活實踐與社群文化連結／羅素玫（台大人類學系助理授）
4. 下海捕魚作為生活方式的文化主體選擇／蔡政良（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系助理教授）
5. 採集與微型生態菜園的沃土生計方式／盧建銘（中原設計學院原住民專班講師）
6. 自然與社會自我防護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反思／陳永龍（台師大公領系助理教授）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台灣家園韌力協會、紫藤廬
協辦單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現在的紫藤廬二樓過去是周渝的書房。周渝當時唸東海大學，不常在家。但只要他一回台北，我們一夥人就聚在他的書房談文論藝，臧否國家大事，談得興高采烈，慷慨激昂。我們也常在他家院子裡採了花就胡亂插戴，恣意地裝扮搞鬼；最近我無意間尋出一張老照片，怪模怪樣，自己都不覺莞爾。我覺得當時年輕歲月的無拘無束，快意逍遙，以及生命力的充分釋放，乃至幾近嬉皮的種種行徑，都構成了我慘綠少女時代的重要記憶，甚至我個人日後開展的文學生涯，也在當時萌發了幼苗。那些年輕生命高談闊論所迸發的智慧火花，往往成了我小說創作的靈感泉源之一。

1970年初我去了美國，之後又長住香港達十六、七年之久，對紫藤廬後來的演變並無所悉。選擇從香港回台北落腳之後，又驀然驚覺台北變化之大，幾乎已達面目全非、不可辨認的地步。於是，難得保存下來的紫藤廬成了台北的一個文化地標，對我這個常年流浪在外，居無定所的人而言，它讓我懷念、讓我想起從前，是一個可以讓歷史記憶具體彰顯的地方。

我很慶幸它確定被保存下來了，但我希望它能維持原有風貌，繼續傳承人文薈萃的氣息，讓更多知識份子、藝術家都能在此休憩、喝茶，腦力激盪，作為冥思沉澱或者整裝待發的心靈中途站。

(本文為口述記錄，為聲援1997保存紫藤廬運動而作)

It was, in short, a world of Chinese culture── the smell and taste of excellent tea and magnificent flower arrangements that one could gaze upon for hours. Chinese art adorned the walls and all was infused with a Taoist appreciation for art and for life. It was, in short, Wistaria Tea House.

I returned outside, into the “Red Dust”, to a world gone crazy with the quest for the material, with a craving for things-anything-from the west, for fast-food restaurants and Japanese style “coffee shops”. But I felt better── I had found an oasis of Chinese culture.

Since that first encounter, I have been honored and privileged to pass many hours sitting in Wistaria Tea House. I have learned the Chinese art of tea, sat with friends, met new friends, read book and written letters, listened to music and gazed at the garden, and sometimes I have just sat── doing nothing and yet feeling everything.

On numerous occasions I have brought my classes from the university to sit at Wistaria Tea House. Our discussions, at once more relaxed and more animated,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unique and heavenly atmosphere which pervades the Tea House.

I can easily admit that my long sojourn at Wistaria Tea House has been the pinnacle of my time in Taip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