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我們幾個朋友在大一、大二時辦了個讀書會，讀「詩經」，每次聚會奚淞總用書法工整地抄文，還畫上插圖，辛意雲、蔣勳、周渝就分從不同的藝術、社會、經濟等角度侃侃而談，非常有趣。當時周渝家和奚淞家是我們最常聚會的地方。但奚淞家的氣氛就詭異多了，經常是門縫、窗隙都有眼睛在偷窺。原來是奚淞家人很擔心我們這些年輕人會搞出什麼造反的名堂來。

現在年輕人恐怕很難想像那個年代的風聲鶴唳、驚濤駭浪是怎麼回事了，但是我認為，從燃燒理想的七十年代，跨度到破除禁忌的九十年代，紫藤廬這個曾經見證歷史，留駐許多人情感的公共空間，是應該值得記上一筆，值得大家珍惜保存下來的。周渝從耕莘實驗劇場的草創階段，就關注台灣的電影、繪畫、戲劇，乃至茶道美學的復興，三十年下來，他在藝文界有心無心建立的人脈，可能是超乎他自己的想像的。我認為他如能進一步跨到校園裡去，跨到社區裡去，甚至成立紫藤文教基金會來作些事情，使受惠的人更多，那影響力是不可小覷的。

今天，紫藤廬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連我這個粗線條的人都不免為它失眠。
我不免要質問政府：光復之後，何嘗為任何一個人文空間作過努力？紫藤廬已經是台北人文景觀重要的一環，我建議大家都來幫助它、支持它，大聲地告訴政府，我們需要這個小小的紫藤廬！

(本文為口述記錄，為聲援1997保存紫藤廬運動而作)

民國70年，紫藤廬茶館開張，進一步成了公開的場合，我也十分高興，因為紫藤廬的出現，扭轉了當時茶室難以和色情脫離的形象，而使茶藝真正回歸到與人的生命本體單純而真切對話的正途上，這樣的創舉是很令人鼓舞、激賞的。

我個人非常希望紫藤廬這樣的自由氛圍、情味醇厚的「家」的感覺能夠被珍重保存下來。我個人不懂建築，但憑直覺來感受。我深深覺得台灣現代建築在一切追求效率、經濟成長的前提下，多半顯得那麼龐大、不穩定而且醜陋，使我每每走在路上，就有踉蹌無法穩定的感覺，傷心無比。但是紫藤廬很奇妙地就能讓所有走進來的人心情平靜下來；它讓人感覺是走進一個真正的屬於人的地方，一個溫暖的家，而不是沒入一個冷冰冰的盒子。

這樣的一個公共空間保存下來，讓更多的人自由來去，感覺它，並從中擷取滋養，我覺得是非常可貴而有意義的事。


(本文為口述記錄，為聲援1997保存紫藤廬運動而作)

後來，隨著台灣社會氣候的丕變，政治鬆綁，周渝這個自由主義者，就回歸他自由自在的生活常態裡，開起茶館，讓更多識與不識者來此喝茶，高談闊論；同時也辦了一些畫壇新秀的畫展，所以，紫藤廬的歷史說起來可以分為三個段落：最早的階段是周德偉先生和殷海光等自由主義思想者交遊過從的階段，這裡可以算是國民黨專制統治下的一個小小的自由的堡壘。

周老先生赴美之後，這地方其實非常破落，儘管房子格局很大，但是漆黑昏暗，草木零落，有一種濃厚的蕭索的味道，那種氛圍就相當契合當時在此棲身的民主運動者的心境。這好比武俠小說裡僅有住持一人的荒郊破廟，正好予江湖落魄豪客如喬峰之輩暫時安頓一般-----這是紫藤廬的第二階段歷史。

而正如精采的武俠小說不能缺少這樣的棲身之所，台灣社會也應為紫藤廬的這段歷史記上難得的一筆。我個人以為，紫藤廬以這個階段最富情味；寒冬裡的枯藤纏繞、陽春的紫藤花疏落有致，這樣的情景至今我猶歷歷在目。

第三階段的紫藤廬開創了另一個生命，成為文人雅士在此喝茶聊天的清談之所。這個階段對我這個浪蕩江湖慣了的人，就顯得非常遙遠了。

紫藤廬見證了台灣社會、政治以及文化的變遷，許多人因緣際會，在此留下了珍貴的回憶。我個人認為，應該讓它永遠存活下來，至於如何存活？我建議財政部收回產權之後能作象徵性的出租，仍由民間維持原有風貌、原有營業項目，持續經營。唯盼建築物的風味能愈趨原始愈好，比如說回復原木漆的顏色，那就更貼近我個人的回憶了。
(本文為口述記錄，為聲援1997保存紫藤廬運動而作)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當然只是眾多被紫藤廬所贊助的社會團體之一，這個場所之所以被如此高度利用，以致成為長久以來台北文化圈的重要活動場所之一，當然也是因為主持人的精心安排，軟體的管理與硬體的配合，帶來了紫藤廬的成功。

難得的是這個空間不單承載著文化歷史的痕跡，同時也還是個令人愉悅的場所。除了內部賞心悅目的佈置之外，幽雅的庭院也給使用者在一陣腦力激盪之後一個呼吸喘息的空間，一種踏在土地上的感覺，這對在台北市活動的人而言是不可多得的。

現在紫藤廬面臨被拆除的危機，這件事情不單顯現了我們社會中開發意識的絕對主導性地位 (在土地利益下對障礙物一視同仁 )，我們對文化資產的不尊重，也凸顯了我們自我認同上的混亂。在台灣，年代稍微久遠些的古蹟，因為意義不明而沒有受到真正的重視，而目前在使用中的活的文化資產，其使用價值與意義雖然明顯，卻也不受尊重。若不重視對我們本身有意義的資產，而求助於外爍的標準，這就是對自己的不尊重，就這意義而言，我們搶救紫藤廬的活動，也可以說是我們學習尊重自己的一個開始。


本文為聲援1997保存紫藤廬運動而作

法蘭西學院的開放演講制度讓學術與平民的距離化解了。

而台灣有沒有這樣的制度呢？我那時在士林寫作三民書局版的四十五萬字力作 《社會學理論--從古典到當代之後》時，每天埋首書堆與撰稿，同時也想著我們自己的社會學教育的問題，直到已經完成的今日。

答案是沒有與有(no and yes)。學術界肯定是「沒有」，像檯面上的最高學術單位中央研究院離群索居久矣！甚至目前感覺它太接近政治權力核心而遠離平民，而執學術牛耳的台大也忙於開MBA自行籌措學校財源，多數時間看來更接近資產階級而非平民老百姓，學院結構似乎侷限了和民眾的親和，那麼「台灣的法蘭西學院精神」何在？

「有」的答案可能在民間。在台北「公館/溫羅汀」上，離台大不遠位於新生南路上的一個民間經營的茶館：紫藤廬。這始建於一九二０年代的古雅木造日式住宅建築，本來是日本中級官員宿舍；戰後日人搬走，由財政部接收，再由居住者後代開設茶藝館。這裡，傳遞一種精神性，屬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改革者言論自由與實踐策劃的空間，本來因為產權關係面臨拆除，終於被有識之士奔走下，成為市定古蹟而被保留，條件之一就是要將茶館部分空間開放給市民免費使用，作為思想講座之用，這就使得紫藤廬成為整個台北城最具深度而民主的思想空間。

我的眼裡紫藤廬是莊子所謂的「無何有之鄉」，來此聽講是完全沒有負擔地喝茶聆聽，不爽就可以隨時離開；講者也是隨性之至，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沒有任何限制與規範，甚至超越所謂的「自由主義」或「激進」的論述，可以不為什麼講些什麼東西，考驗的是講者的演講魅力與才氣。


紫藤廬裡有許多的免費講座，以「美學策進會」名義，從2000年開始我在這裡至少和高榮禧教授也開講了數十場以上。其實「美學策進會」，這個連在內政部都沒登記的地下組織，已經在台北街頭「逐水草而居」活動了十八年，簽名但形同廢紙的「會員」不下數千人。1988年開始，最早在公館地下道隨機演講，然後是木柵優劇場，新生南路台灣研究基金會，和平東路台北尊嚴，濟南路黃煌雄立委的基金會，然後再到紫藤廬。我們的演講內容環繞在馬克思主義、電影評論、當代美術思潮、現代詩學、攝影美學、後現代思想、道家身體美學和台灣文學評介等包羅萬象的主題。

來聽的人很像候鳥，有一種習慣性的來去自如，完全無拘無束年齡沒有限制，有五六十歲的退休的人，也有十五歲的高中生，少則七八人，多時達七、八十人，記得那是某年我講馬克思經典名著《資本論》時，整個一樓的花廳被人擠得水洩不通，正慶幸有這麼多人對於理解資本主義運作邏輯有興趣，革命有望時，比較好笑的是來聽的幾個提著公事包西裝畢挺的年輕人，中間休息時走過來問我：「今天不是要講關於資本的嗎？怎麼沒講到股票漲跌的看盤方法？」那一刻開始，我意識到講「後現代理論」的時代來臨了。不多久，「美學策進會」A4在街頭，唐山書店，秋水堂，和紫藤廬散發的演講宣傳單就出現了講「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後殖民的霍米 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的思想介紹。我決心和大眾一起去尋找。

紫藤廬演講的有趣在於不知道會面對誰，會因為聽眾而轉換比喻與內容。最為經典的是講後殖民的霍米巴巴那次，我面對的是四十幾個人吧，其中坐在最前排左邊的是穿著景美女中制服的學生。我正講述著巴巴如何經由理論對於西方殖民社會秩序統治論述的對抗。霍米巴巴重讀十八與十九世紀初英國殖民的文獻，指出殖民主體，包括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是差異的主體，分別屬於另一個歷史，另一個文化。這會產生對殖民者的內在殖民和「不及物抵抗」 (intransitive resistance)。這時我瞥見那學生的一臉狐疑，或許是專有名辭的晦澀影響了她的理解。所以我就直接問她：「英語中的不及物動詞是什麼意思？」這學生對答如流地講出來沒有受格的動詞型態。從此例子，我就引伸出霍米巴巴理論的抵抗西方霸權的迂迴之路，是虛空化殖民主體的作戰策略，那學生恍然大悟是這個意思啊。說著「不及物抵抗」如以「擬態」(mimicry)的殖民策略的抵抗。「擬態」是相當複雜的權力策略，能將形塑後的雙方變得幾乎完全一樣卻又不是完全相同，這指涉到殖民者「凝視權威」(the gaze of the colonizing subject)的受到挑戰。本來殖民者希望經由如好萊塢或麥當勞的文化消費形式，來誘使從屬者效仿其文化來鞏固其權力。但是，「不及物抵抗」的行動是從屬者策略性地和主宰者保持距離，將「模擬」變為「雙向溝通的符號」(一種「借用」他者來進行改造、調節與控制的複合策略)或「差異系統」(在主宰者與從屬者之間建立一系列的區分，使得差異對常規產生威脅)。現在看來，這個「不及物抵抗」的最為驚人的成功，就是周星馳自編自導自演的2005年海峽兩岸賣座冠軍電影「功夫」，這以後一定會在紫藤廬講其中之道理。

對我而言，紫藤廬演講同時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不是學院教學的「外一章」，而是心目中的「正課」。最感動的一次是講「徐志摩的詩」，那天來的聽眾並不多，但都是上了年紀很有涵養的台北人。那是一個講期還排在星期三晚上六點半的寒夜。紫藤廬裡熱呼呼的茶煙裊裊，在我的朗誦徐志摩浪漫的詩行與解讀楊牧傑出的選詩中完成了一個古典的思念。不知怎麼的，是夜想起了去世的 父親與遠在加拿大溫哥華的姊姊，月影伸入這美麗的場景，老了的古典的心。

講三島由紀夫與班雅明人也很多，有時因為人太多，講到聲音沙啞得吃彭大海才行。針對三島由紀夫(Mishima Yukio)的演講是最具自我生產性而且危險的，我記得，二００三年那一系列係講三島的壓軸之作《豐饒之海》四部曲，持續至少半年之久，引了各式各樣傅柯所謂的「不正常的人」，詩人，同性戀，雙性戀，路倒者，蹺家者和厭食症患者等，與更多循規蹈矩對於「不正常」有所嚮往的「正常人」，我當然在那場域「正常人」與「不正常的人」的總代表。講三島讓人覺得奮不顧身想跳入一個漩渦，一池流沙，一團黑洞，自己知道根本不是對讀者講，而是講給自己聽，自我迷幻的陶醉與悲歡離合的現實與超現實想像，這種自戀式的憂鬱，卻和讀者產生了奇妙的距離的共鳴。記得那一系列講得過於投入，我發現自己完全陷入三島美學的自殺念頭與輪迴邏輯，常常幻想最後一講時拿起刀自刎完成一轉世的東方美學，一種死於年輕的悲壯實踐；可惜身上寫詩的能量太高，轉換了實踐的軌道，留下了這樣的「自我生產」的危險痕跡〈豐饒之海〉詩作：

向岸靠近的是命運的回聲
高拋弧度中貝殼滾動夾雜細瑣
珍藏卻糊了的幻燈片增補探照
隨波逐流凹塌的冷的洗禮

在更深處長出的種子，從海
綠光構成晨曦豐腴現在良田
荷鋤整理所見流動無邊失了根
仍然累累結實的夢

裝飾著距離寬幅的結晶
屬於墨綠的泅泳夕陽隱沒
印記，可以承擔身體停止呼吸
如同植物化的愛日夜滋長
眨眼星光普世晃搖，浪的來回
無非水中樹一念三千

2.

多層次的滾動面見凝視靜止
感覺很近其實很遠的味道起伏
魚舟撒網鹹濕鰭鱗拍擊垂死
多想多看水的韻律一眼大快朵頤

上岸前，輪迴出現的折射之光仰望
林相單一箭竹染黃起伏一葉沉甸甸的秋
落入混合落入硫磺落入波濤，怎樣
化石化了的顛簸人生

推到盡頭，接觸的念頭為
堅毅的巖岩化解，行注目禮
遊行已經結束才出發的浪
遠遠的，墨綠翻白的想像靠近距離
之外，捧在手心的國度
旋蟄旋動的光速 起義獨立


班雅明部分則進入另一種類似吃迷幻藥的境界，咀嚼其魔幻般詩意的文字，與自己曾經根深蒂固的馬克思經濟先行的思維進行對抗，在生活中從不情願到欣賞地走入shopping mall，無可救藥地轉換一種觀察姿勢：關於資本主義這回事。瞭解班雅明的難度除了詩意的文字外，也在於必須具有像他一樣的生活與感受思想分離的精神分裂能力，與和現實永不相交的逼近的常態分配曲線的生命態度，這些加總起來，理解乃至成為班雅明的同路人就像太極拳內功所謂的「鬆功」「退去本力」「聽勁」般超現實，困難。班雅明系列講了六個月後，就仿效傅柯的法蘭西演講，我也把班雅明系列及其聯想，結集出版為一本書，《藝術與社會—閱讀班雅明的美學啟迪》，它也奇怪地成為博客來網路書店上的暢銷書。

但「正課」講多也會累。遂於2005年後改到星期六早上後人少了點，但是早上演講感覺是非常美好的。可以看清窗外紫藤的猶疑與堅毅飄移的雲。

但這種演講學院派大概會嗤之以鼻，有一個聽我講「班雅明」的聽眾據說因為受到啟蒙丟掉工作不作，竟到東吳大學考社會研究所，被問起考試的動機，據實以告，乃當眾遭受揶揄；當然也有好結果的，譬如另一位聽眾也因此拋棄工作去考東華大學，順利錄取。被揶揄只能說自己批判性不夠，順利進入學院也只是另一生命旅程之開始。沒什麼好與不好，重要的是自己的心靈有沒有受到真正啟發，於社會化中揭竿而起自我辯證。

這些事情傳來傳去，基本上只顯示一件事情，「紫藤廬」具備「台灣的法蘭西學院」精神性，只要隨機聆聽，隨個人領悟之不同自行去發展，獨立思考，自覺。我覺得這會是生命裡一件值得的事情，其中當然也涉及因此所做的選擇的自我負責。

但我也時常暗自想像傅柯當年演講心情如何？而紫藤廬這種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這和在學院教書完全不同。因為我從來不知道這次會面對怎樣的聽眾，因此，每次演講都必須全神貫注地疏離以當時聽講者的表情與理解程度而隨機調整，所以常常和預計的講稿有很大的出入。我最大的喜悅是講到老嫗能解，空氣中飄滿了知識的花朵時我就覺得這一切是有意思的，雖然踏出紫藤廬的木門時常覺回到虛空中。

我選擇演講的題材也和學院上課不同。學院是官僚體系的一個部分。在其中會受到限制是必然的。紫藤廬的精彩之處它是無何有之鄉，莊子的理想國，充滿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開放性像上次學運系列時，我就重砲批判了當權時政，並同時指出一個理想的言說空間應該是從這樣的茶館，咖啡店等等開始，要滿溢著抵抗的精神，不為流俗所動。

紫藤廬演講我最近選擇的講題是「道家的身體」，這系列是和寫完了四十五萬字《社會學理論--從古典到當代之後》力作後「後殖民」的生命反省的結果。亦即，脫離西方及其資本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支配的呼聲，在我的心中波濤洶湧地呼號著。即使後現代如傅柯，我們有要將之放在一個以「東方」為主體的「身體」架構下去思考。傅柯的「非連續性」歷史理解說：當一個歷史時期轉向了另一個歷史時期後，事物就不再是以和從前一樣的方式被理解感知、描述、表達、分類和認知了。但是身體詮釋的「非連續性」：宋代到現代，西方到東方，資本主義真的是一個統一的，標準化的控制力量嗎？還是有差異存在呢？ 而且關於身體，傅柯在《性史》中提出的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的問題：在我們這樣一個到處充滿權力關係的時代，自我治理的技藝如何能夠行得通？ 宋代道家身體的精氣神轉化的自我統治的技藝，在2005年的台灣，我們這樣一個到處充滿權力關係的時代，如何能夠行得通？

這在社會學學院是難以被承認，所以也是不談的。這個系列是逐漸知道有必須討論的深度。過去反覆在美學策進會的場合談過這次回來談，有其辯證的意義。大概有三：其一， 身體的東西方見解有距離，大體上是環繞在身體的社會性與身體的神秘性之間的差別；其二， 東方道家的身體論述的封閉性，必須經由西方社會的身體論述加以解放；其三，全面解放的西方社會性身體所指向的愛/欲，有沒有可能被東方身體的「身神說」的修行鍛鍊所超越？這種超越，被放回現今被西方標準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中，如何持續完成？或者是淹沒於一個永劫回歸的「後身體」中？

我練了二十餘年的全真派龍門宗道家氣功，精氣神之間，最後得自我對決。

而紫藤廬的美學講座，「美學策進會」的精神性，終究要以「台灣的法蘭西學院精神」在學院體制外自力救濟，在據說沒有救贖的時代，與持續了十八年的候鳥般來來去去的聽眾共同產生一個奇蹟。從脫掉鞋子，步入燈籠構成的唐朝式為日人轉換的盤腿聆聽，每一個與胸同高的茶香與裊裊熱煙，啟示一個不懈的努力與追求，關於自己是誰的追尋，為一道射入眼簾的晨光，永遠不悔。

紫藤廬的女子不講究過度的招待禮貌，供應的茶點和會餐也簡單，我喜歡這種刻意免去殷勤的待客之道，因為這樣才使我更能享受沈思和孤獨，而這也是我來紫藤廬的目的。
不知道這幾位紫藤廬女郎，是不是也和我一樣，喜歡這種藤椅木桌的情調而來這僻靜的館子裡工作呢？這一天，又來到紫藤廬小坐，紫藤廬的女子手扶著桌面等我看餐牌點飯，她的微笑和桌上陶甕的一大束百合，映照出一片夏日的涼意，使我構思了這一幅畫面。

──原載「國語日報」

我記得有一年，韓國一枝庵茶道的掌門人龍雲法師來紫藤廬訪問，周渝為了答謝龍雲在韓國時對他的盛情款待，也為了希望展現中國的茶禮之美，找我琢磨展現形式。我那時靈機一動：周渝浸淫茶道甚久，又對中國音樂極為有心，而音樂又恰是我的本行，何不讓茶與樂來個對話？於是我們就在紫藤廬作了一次嘗試，先讓與會者喝白水、聽古琴，讓身心進入全然安頓的狀態，再以包種、烏龍、鐵觀音逐一對應生命時序以及樂曲意境。雖僅是初步的嘗試，但龍雲當時就誇讚說：「在日本看到了茶道，在韓國看到了茶禮，在台灣看到了茶藝。」

就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陸續辦了不少茶與樂對話的活動。

另外的因緣是：兩岸開放不久後，民族音樂界掀起了一股大陸熱，頂尖級的大陸音樂家來去匆匆，愛樂者對他們所知也僅止於浮光掠影，於是我在報上寫了些樂評，為這些音樂家的美學成就定位，同時也希望他們看到台灣根柢深厚的文化面。因此，九零至九四年間，就在紫藤廬及清香齋這樣非常人文的空間舉辦了幾場介紹音樂家的音樂會。這些活動得到很不錯的回響，也讓我認識了更多文化人。因為在此之前，我隱居了十幾年，在同齡的文化人中，算是出道很晚的。而這些音樂家也在此認識了台灣的文化人，同時認識了台灣對於中國文化所建構的一些思惟及評價。

解嚴之後，近十年來，「本土」一詞搖身一變，成為社會上絕對性的主流價值，為了彌補過去扭曲性打壓所造成的匱乏，難免造成本土觀的狹隘與偏頗。這使那些生命比較沈潛、深厚和漢文化有感情的人別有一番感觸。周渝本身是外省人，身上流露著中國傳統文人的特質，無時無刻不關心中國人的出路問題；我雖較悠遊於自己的領域，但「人」與「文化的未來」卻是彼此共同關注的焦點，有一陣子我們即因此而互動得相當頻繁。

我常覺得台灣文化人或知識分子有時沈潛性不夠，對社會主流價值的正當性有所異議時，往往不敢大聲說出來。我在三十年前即學北管，可以算是最早搞本土的人之ㄧ了。但這幾年我反過來說「中國」，原因無它：有一次我對南方朔說「知識分子總要比社會走前一步」。當社會重視本土的時候，不必多說，但當社會疏離古典的時候，就必須警告大家古典流失的嚴重性。一個社會沒有豐厚的古典，就沒有辦法創造新的東西出來。我想，如果一個都市連紫藤廬這樣的空間都不允許它存在的時候，奢言創造那絕對是假的。

台灣已經太缺乏歷史了，有的歷史甚至慘遭統獨觀的撕裂，大家都很難從「人」的立場看到每個人很真誠的生命所流露的一些成績。紫藤廬雖是周渝一手創造出來的，好像也和周渝畫上了等號，但如果沒有這些來來往往的人的互動，紫藤廬仍然是乾枯的。所以，紫藤廬從來就是一個公共空間，只是透過周渝這樣一個極具反思性的人，一步一腳印地構築起來生命的因緣來。

今天，我認為談紫藤廬事件，並不是要以朋友的立場來為周渝的生命成績可能被迫中輟感到惋惜，而更應該從「人」的立場來看：當一個人這麼真誠地為社會留下一些痕跡，而我們又有幸參與其中，我們當然希望它能繼續下去。這並不一定由周渝和我們這些朋友延續下去，應該薪火相傳，以後新的一代還能延續這樣的精神。我衷心希望：以後的人們走過新生南路時，可以看到台灣人文空間的建構史以及一個活生生的作品。

紫藤廬的一分一毫其實都能激發人的真善美。許多人的生命因之而有了改變，它可以有各種可能性，這不是指它未來另外形貌的可能性，而是其他生命體在此碰撞、共鳴的無限可能性。文化能和生命體有了對應，其實就和每個人都產生了關係，因此，紫藤廬可以是生命的一個座標，一個燈塔，一種可能性的探尋，它不僅僅是文化界的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即使是財政部的官員，都應該覺得「台灣能有個紫藤廬真好！」，也來坐一坐。對財政部而言，紫藤廬不應該是一個「業務」，而是一個可以來坐坐，來生活的地方。紫藤廬是活的，我們不希望在產權轉移的過程中，扼殺了它的生機。事實上，我們遠遠需要更多的活的創造性空間，更多的紫藤廬。不過話說回來，即使紫藤廬的歷史有760年，我也不希望它成為古蹟，因為深怕它的活力被限制了。我認為紫藤廬的生命是多向性的，並不只是保存不保存的問題。每個人對待紫藤廬事件的同時，其實也映現了其自身的生命格局。

另外，舞蹈家林麗珍也是在此結識的。林麗珍當時沒辦過一次舞展，卻整天作著大舞蹈家的夢。我和周渝看她那麼投入，「兩個臭皮匠」就在紫藤廬一本正經地共商起大計來。後來，周渝挑起大樑，文宣、籌款、連絡、奔走一手包辦，我則寫音樂，青韻合唱團團員們則沿門扥缽兜售門票，沒想到居然還賣出了幾百張……。於是林麗珍和幾個團員就在紫藤廬緊鑼密鼓地練起舞來，不久在國父紀念館成功地推出她的處女作「不要忘記你的雨傘」。我記得當時林懷民好像還在國外，雲門也還沒有誕生。因此，林麗珍的舞展對後來台灣舞蹈界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今天，我不想談太複雜的問題，只是很單純的心願，覺得這樣有歷史情味的環境，應該好好保存下來，而且應該維持它人文茶館的精神面貌──我覺得周渝創造台灣第ㄧ家人文茶館的貢獻也往往被忽略了。談文化絕不是高談闊論講什麼大道理，喝茶閑磕牙，看看賞心悅目的庭園，就自然醞釀、累積了文化的種子。我認為政府來辦文化事務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既然紫藤廬的經營經驗足可自給自足，政府只要在旁監督、鼓勵即可，然後讓紫藤廬更開放，更多元，有規劃地讓更多表演、藝文團體參與，甚至可以回饋扶助弱勢的藝文團體。畢竟，紫藤廬在文化上已經默默耕耘了17年，外行人來告訴它該如何做大可不必。這個有經驗累積的文化成果既自然又深刻，請大家不要再破壞它。好好地留下來，讓大家以及後來者皆能共享它的豐沛資源。

　三十五年過去了，台灣還是一個閉塞、國際化不足的地方？
　是的。有經驗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台灣的內向性。中正機場裡外國旅客非常少。首都的英語街道標示一團混亂。報紙的國際新聞五分鐘就可以讀完，有線電視的新聞報導更像是一種全國集體懲罰：小孩吞下釘子的報導時間十倍於伊索匹亞百萬人餓死的消息，南投的一隻狗吃檳榔的鏡頭比阿根廷的總統大選更重要。八國領袖舉行高峰會議，示威者的裸體大大地刊出，但是示威者究竟為了什麼理念而示威？不置一詞。一天二十四小時，這個國家的人民被強灌影像，政客的嘴臉、口沫、權力鬥爭的舉手投足，鉅細靡遺地注入，就像記憶晶片植入動物體內一樣。國際間所重視的問題──戰爭、生態、貧窮、飢餓、新思潮的出現、舊秩序的突變、大危機的潛伏等等，在這裡，彷彿都不存在。
　不對呀，你辯駁，台北是很國際化的。Starbucks咖啡館的密度居世界第一，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佔據每一個街角。最流行的嘻哈音樂和服飾到處可見，好萊塢的電影最早上市。生活的韻律也與國際同步：二月十四日買花過情人節，十月底戴上面具參加「萬聖節」變裝遊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雞過感恩節，十二月市府廣場上萬人空巷載歌載舞慶祝耶誕節；年底，則總統府都出動了，放煙火、開香檳，倒數時，親吻你身邊的人。
　民選的新政府甚至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務員要考英文，全民學英語，而最後的目標則是：把英語變成正式的官方語言。
　誰說台灣閉塞？
　變得跟誰一樣？
　究竟什麼叫「國際化」呢？
　如果說，「現代化」指的是，在傳統的文化土壤上引進新的耕法──民主制度、科學精神、工業技術等等，從而發展出一種新的共處哲學與生活模式。如果說，「全球化」指的是，隨著科技與經濟的跨越國界，深層的文化體系，始料所未及地，也衝破了國家與民族的傳統界線。原來沿著那條線而形成的千年傳統── 種種律法、信仰、道德、價值，面對「全球化」，不得不重新尋找定義。「現代化」是很多開發中國家追求的目標；「全球化」是一個正在急速發生的現實，在這個現實中，已開發國家盤算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開發中國家在趁勢而起的同時暗暗憂慮「自己不見了」的危險。
　那麼，「國際化」是什麼呢？按照字義，就是使自己變得跟「國際」一樣，可是，誰是「國際」呢？變得跟誰一樣呢？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是要把台灣變成英國美國，還是印度菲律賓？還是香港新加坡？當執政者宣布要將別國的語言拿來作自己的官方語言時，他對於自己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趨，有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呢？
　牧羊人穿過草原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歐洲；這是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先進國家的聚集處，我帶著滿腦子對「現代化」的想像而去。離開機場，車子沿著德法邊境行駛。一路上沒看見預期中的高科技、超現實的都市景觀，卻看見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畫。樹林與麥田盡處，就是村落。村落的紅瓦白牆起落有致，襯著教堂尖塔的沈靜。斜陽鐘聲，雞犬相聞。綿延數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紀的圖片。
　車子在一條鄉間小路停下。上百隻毛茸茸圓滾滾的羊，像下課的孩子一樣，推著擠著鬧著過路，然後從草原那頭，牧羊人出現了。他一臉鬍子，披著蓑衣，手執長杖，在羊群的簇擁中緩緩走近。夕陽把羊毛染成淡淡粉色，空氣流動著草汁的酸香。
　我是震驚的；我以為會到處看見人的「現代」成就的驕傲展現，但是不斷撞見的，卻是貼近泥土的默不作聲的「傳統」。穿過濃綠的草原，這牧羊人緩緩向我走近，就像舊約聖經裡的牧羊人走近一個口渴的旅人。
　爾後在歐洲的長期定居，只是不斷見證傳統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人間禮儀──什麼時辰唱什麼歌、用什麼顏色、送什麼花，對什麼人用什麼遣詞與用句，井井有條。春夏秋冬的生活韻律──暮冬的化妝遊行以驅鬼，初春的彩繪雞蛋以慶生，夏至的廣場歌舞以休憩，耶誕的莊嚴靜思以祈福。千年禮樂，不絕如縷，並不曾因「現代化」而消失或走樣。至於生活環境，不論是羅馬、巴黎還是柏林，為了一堵舊時城牆、一座破敗教堂、一條古樸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計得失地保存修復，為了保留傳統的氣質氛圍。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的高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與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樹幹，你的眼睛可以為一首古詩流淚，你的心靈可以和兩千年前的作者對話。
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我發現，自己原來對「現代化」的預期是片面的。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文化的進退失據
　於是我看見：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台灣的人民過西洋情人節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麼；化妝遊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義何在；吃火雞大餐不明白要對誰感恩；耶誕狂歡又沒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節慶都必定聯繫著宗教或文化歷史的淵源；將別人的節慶拿來過，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來祭拜，卻不知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節慶的熱鬧可以移植，節慶裡頭所蘊含的意義卻是移植不來的。節慶變成空洞的消費，而自己傳統中隨著季節流轉或感恩或驅鬼或內省或祈福的充滿意義的節慶則又棄之不顧。究竟要如何給生活賦予意義？說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無措的人，多。
　台灣的領導人要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語言難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來就可以使？
　語言不是木棍，語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樹，盤根錯節、深深紮根在文化和歷史的土壤中。移植語言，就是移植文化和歷史，移植價值和信念，兩者不可分。殖民者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價值觀，統治的第一步就是讓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語言為語言。香港和新加坡就這樣成為英語的社會。嫻熟英語，通曉英語世界的價值觀與運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地方容易與國際直接對話，但是他們可能也要付出代價，文化的代價。英語強勢，可能削弱了本土語言文化──譬如漢語或馬來語──的發展，而英語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紐約或倫敦相提並論，結果可能是兩邊落空，兩種文化土壤都可能因為不夠厚實而無法培養出參天大樹。
　國際化，是知識
　本國沒有英語人口，又不曾被英語強權殖民過，為什麼宣稱要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在文化上意味著什麼後果？為政者顯然未曾深思。進退失據，莫此為甚。
　不是移值別人的節慶，不是移植別人的語言，那麼「國際化」是什麼？
　它是一種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決定什麼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的文字、講得通的邏輯詞彙，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典章禮樂。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國際化」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別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識。不知道非洲國家的殖民歷史，會以為「台灣人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國際對中國市場的反應，會永遠以政治的單一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不瞭解國際的商業運作，會繼續把應該是「經濟前鋒」的台商當作「叛徒」看待。不瞭解美伊戰爭後的歐美角力，不瞭解聯合國的妥協政治，不瞭解俄羅斯的轉型，不瞭解開放後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瞭解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帶來的巨大挑戰……不瞭解國際，又如何奢談找到什麼對話的語言讓國際瞭解台灣呢？
　越是先進的國家，對於國際的知識就越多。知識的掌握，幾乎等於國力的展示，因為知識，就是權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電視是一種文化指標，那麼台灣目前二十四小時播報國內新聞，把自己放大到鋪天蓋地的肚臍眼自我沈溺現象，不只是國家落後的象徵，已經是文化的變態。人們容許電視台徹底剝奪自己知的權利，保持自己對國際的淡漠無知，而同時又抱怨國際不瞭解台灣的處境，哀嘆自己是國際孤兒，不是很矛盾嗎？
　Starbucks還是紫藤廬
　我喜歡在Starbucks買咖啡。不見得因為它的咖啡特別好，而是因為，你還沒進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許在耶路撒冷，也許在倫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來，遠遠看見下一個街角閃著熟悉的燈，你就知道在那裡可以點一大杯拿鐵咖啡加一個bagel麵包，雖然這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
　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裡，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裡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個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
　「國際化」不是讓Starbucks進來取代紫藤廬；「國際化」是把自己敞開，讓Starbucks進來，進來之後，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廬的光澤更溫潤優美，知道如何讓別人認識紫藤廬──「我」──的不一樣。Starbucks越多，紫藤廬越重要。

（二）就是我們一群朋友合辦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從十年前創刊、籌辦到目前發行至二十幾期的每月編委會議，都是在紫藤廬舉行的。我們幾個朋友就常開玩笑：「我們靠周渝吃喝了十年」，因為每次會議的場地、茶水以及茶點費用，都是周渝資助的。周渝同時也是這份刊物的發行人。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可以說是目前純由民間創辦的最具代表性的學術刊物，它不同於一般公家單位或學術團體辦的學報，在發刊辭中明確標舉的宣言：「……是一份激進的社會研究季刊」的取向，使它在校園以及學術機構中都造成蠻大的衝擊，同時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我預期它在未來將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而這樣一份刊物十年來得以成長茁壯，周渝和紫藤廬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當然，我們不會因為失去了紫藤廬就停辦這份刊物，但是對我們十幾位學術工作夥伴來說，就是在紫藤廬這樣一個有豐沛文化歷史傳承的氛圍中，我們的學術討論才更形蓬勃。若錯置到公家機關的會議室或民間商業氣息濃厚的咖啡屋，那將是十分索然無味的。
今天在台北市既然已不可能再找到第二個「紫藤廬」，我認為我們在決定它的未來時要非常謹慎。對官方而言，將挖土機開來剷平或是將它變成另一個官方宿舍，都是二十四小時內輕而易舉的事，但對台北市民來說，就永永遠遠失去了紫藤廬。